然而，因果性危机在当代社会中、在哲学经验可以理解的这个领域也有所显现。康德认为，把每一状态都追溯到“其”原因无疑是合理的方法。而科学—哲学越是热忱地自认是科学的倡导者就越是偏离科学——大概不像操作因果网那样来操作因果链。这不单是对因果联系经验模糊性的一种偶然让步。甚至康德也不得不承认，对每一现象中交叉的因果秩序的意识—而不是对它被时间秩序中的因果性所明确决定情况的意识—一对范畴本身来说是本质的。用康德的话来说，这种意识是先验的：任何个别事件都不能没有这种多样性。陷入网中并交叉的这种无限性不可能形成一种明确的因果链条，像第三种二律背反的正题和反题所同等规定的那样。
作为原则的事情而非作为实践的事情，这是不可能的。甚至在康德那里，仍然处在有限的进步中的明确的历史考察，可以说在水平上也牵涉他在关于二律背反的一章所批判的那种肯定的无限性。康德忽视了这一点，仿佛他把小城镇的不复杂的关系转移到一切可能的客体上。我们没有任何办法从他的模式出发去表现因果决定因素。他把因果联系仅仅当作原则来对待，没有考虑到这一联系在原则上陷入了网中。造成这一过失的条件是康德把因果性扩展成先验的主体。作为合法性的纯形式，因果性成了单向度性。把坏名声的“相互作用”包括在范畴表中，这种做法是一种想纠正这种缺陷的事后的企图，也是刚萌发的因果性危机的早期信号。
涂尔干学派未能注意到，因果性的先验图式像需要用因果性来解释的关系一样，是简单的代代关系的摹本。因果性如果不是特有如在阿那克西曼德和赫拉克利特那里一种古代报复的权利关系意义的话，也具有一种封建的意义。非神话化的过程对因果性(在事物中起作用的精神的继承人)有双重的后果：非神话化既限定了因果性，又以规律的名义加强了它。如果因果性是真实的“多样性中的统一”，从而使叔本华在范畴中独偏爱它，那么就像存在着一种体系一样，在整个资产阶级时代都存在着因果性。关系愈是明确，人们就愈容易谈论历史中的因果性。希特勒的德国以一种比威廉皇帝的德国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更确切的方式，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这种趋势发生了突变。最终，制度将达到这样一种程度———暗示这一社会现象的词是“整合”—在那里，每一要素对所有别的要素的普遍依赖性，使得谈论因果性成了过时的。在一个铁板一块的社会中探寻可以作为原因的东西是无聊的，因为只有这个社会本身才是原因。
第一章 自由——实践理性总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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