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因果性已经让位于总体性。在因果性的体系中，因果性不再是可辨别的。它的概念越是留心把科学的命令冲淡成抽象性，令社会化社会普遍的同时，超致密的网就越不允许明确地把一种状况追溯到另一种状况。事物的每一状态都在水平上和垂直上依附于所有别的状态、浸染所有别的状态并同时被所有别的状态所浸染。启蒙最终使用因果性作为决定性的政治武器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学说：它几乎天真地落后于这样一种状况——在这种状况中，不仅生产、分配和统治的机器，而且经济的和社会的关系以及意识形态都无法解开地纠缠在一起，活生生的人成了意识形态的碎屑。在意识形态不再作为一种辩护或补充而附加于现存物的地方—-在它把任何事物都说成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合法的东西的地方—那种靠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明确的因果关系而起作用的批判，便完全离了谱。在一个总体的社会中，一切事物都同核心有相等距离；如同那些看透社会的人都消失了一般，这个社会竟是如此透明，它的辩解竟是如此俗套。
批评家可以用每一个工业管理大楼和每一个机场来表明在何种程度上基础已经成了它自身的上层建筑。他们一方面需要总状况和详尽的个别材料的观相术，另一方面需要对经济结构变化的分析；他们不再需要从其自身的因果条件中派生出不再独立存在的，而且不再能断言自己真理性的意识形态。与自由的可能性的衰落相关联，因果性的有效性也瓦解了。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转变的征兆：一个在其自身手段上合理的社会转变成了赤裸裸的不合理的社会，而且这个社会潜在地在其目的上长期以来就是如此。在莱布尼茨和康德的哲学中在最终原因同现象上应用的狭义因果性的分离中、在把二者结合起来的企图中可以感觉到某种歧异，用不着深及这种哲学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目的和手段的二律背反的根子。
否定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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