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化为道德性的必要前提。
康德的解释反对他的形式主义并想具有内容。这种解释并没有证明康德借助于这种形式主义来排除的经验的道德相对性—这些解释不会走得太远。法则，甚至以它最抽象的形式苏醒了，它的痛苦的抽象性是积淀下来的内容，是还原于其同一性的规范形式的统治。心理学在今天已具体地补上了在康德的时代某种尚不知的东西，康德因此不需要特别注意的东西，补上了他不加分析地当作无时间的智性来炫耀的东西的经验起源。弗洛伊德学派在其英雄时代，在这一点上和另一个康德即启蒙运动的康德相一致，要求无情地把超自我当作某种真正和自我相异质并相异化的东西来批判。于是，超自我被看作盲目的、无意识的内在化的社会压制。
桑多·费伦西茨在《对精神分析学的贡献》中以一种也许可以被解释为畏惧社会后果的谨慎写道：“真正的性格分析必须至少暂时地废除每一种超自我，包括分析家的超自我。毕竟病人最终应该摆脱一切超越理性和他自身的力必多趋势的情感纽结。只有这样铲除了这种超自我才能完成彻底的治疗。那些仅仅在于用一种超自我取代另一种超自我的成就仍然属于移情的成就。它们肯定不是服务于最终的治疗目的以及清理掉移情的。”⑦
理性—对康德来说是道德心的基础在这里被认为是解决了并驳斥了超自我。因为未加反思的理性的统治，即自我对本我的统治，是和压抑的原则相统一的。精神分析学以及它的因自我的现实性原则而沉默的批判，把压抑的原则处于自我的无意识的统治之下。分析的拓扑学坚持的自我和超自我的分离是一种可疑的事情；在发生上，二者都同样导致父亲形象的内在化。关于超自我的分析理论，不管它们的开头多么大胆，都将在短时期内衰退；否则，它们就被迫扩展到被溺爱的自我。
的确，费伦西茨很快限制了他的批评：他“只是反对超自我的、已成为无意识的并不受影响的那一部分”。但这是不够的，因为正如在古代禁忌的情形中那样，康德在道德心的强迫中发现的那种不可抵抗性在于这种向无意识的转变中。假如一种普遍合理的现实性的陈述是可思议的话，那么任何超自我都不会存在。曾有过种种企图(先是费伦西茨，后来是精神分析学的修正主义者，他们按照其他健全的观点而赞同健全的超自我的观点)想把超自我分成两部分：一是意识的部分，一是前意识的因而更不和谐的部分。但这些企图是无效的。使道德心成为一种权威的过程，即对象化和不断独立的过程，成了一种忘却，因而是异化于自我的。
否定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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