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伦西茨赞同地强调：“在其前意识的部分，正常的人继续保持肯定的和否定的模式的总和。”但如果存在着康德严格意义上的他治的概念的话—精神分析学上即任何在力必多上受约束的概念—那么它就是模式的概念。它是费伦西茨同样尊重的“正常人”的相关联物，是积极地和消极地有助于每一种社会压抑的人的相关联物。精神分析学灾难性地坚持它对劳动分工的信仰，不加批判地接受这种来自现存社会的关于正常状态的观点。一旦精神分析学把社会遵奉主义的刹车闸放到它本身发起的对超自我的批判上，精神分析学就开始接近了至今已丑化了一切自由学说的这种压抑。费伦西茨下面的这段话最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只要这种超自我有节制地认识到，人们将感觉到自己是文明的公民并据之行动，那么它就是唯一应留下来的有用的制度。但超自我形象被病态地夸张了。”60
对夸张的畏惧是那种不惜任何代价来维持超自我及其不合理性的文明的公民性标志。正常的超自我和病态的超自我如何在主观上用心理学的标准区别开来，这是所有匆忙且无理性的精神分析学家对其保持沉默的问题—像庸人对民族主义和他们当作自然的民族感情培养起来的东西之间的界限保持沉默一样。区别的唯一标准是其社会效果。而精神分析学家断定社会效果的司法审讯是没有能力的。正如费伦西茨所认为的，与他的话相矛盾，对超自我的反思是真正“元心理学的”。对超自我的批判将不得不变成对产生超自我的社会的批判。如果精神分析学家在这里拒不答辩，那么他们就迁就了统治性的社会规范。如果根据超自我的社会功利性或绝对必要性来推荐超自我，同时超自我自身的强制机制又使它失去了它在心理动因的效果联系中所断言的客观有效性，那么这便等于在心理学中重复和加强心理学决心“废除”的不合理性。
第一章 自由——实践理性总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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