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潜力
然而，最近一直进行的事情是使超自我外在化为无条件的调节，不是使它在更合理的总体中升华。自由预示着经验生活的可能性，自由短暂的足迹变得越来越稀少，自由开始成为极限值，人们甚至不敢将其作为补充性的意识形态提出来。那些现在甚至以坚定的手管理意识形态的权力，显然很少信仰继续宣传的自由的感染力。自由被遗忘了，不自由在其无形的总体中得以完善。这个总体不再宽容它由之产生并与之破裂的“外部”。现实的世界成了唯一的意识形态，人类成了它的组成部分。
辩证的正义也在这里兴盛起来：它是指派给个人的。个人是一个分离主义的和不自由的社会的原型和力量。他应该盼望的自由不能只是他的自由，自由应该是整体的自由。对个人的批判远远超出了自由的范畴，因为这一范畴是按不自由的个人的形象创造出来的。我们不能为个人领域断言任何自由意志、断言任何道德性。但没有这些东西甚至就无法保存类的生命一这个矛盾不能靠征收所谓的“价值”的货物入市税来解决，它们像尼采的“新牌子”那样被他治地设定并成为自由的对立面。但自由不需要保持它过去的样子—它由此而生的东西。毋宁说，在社会强制内在化为道德心时，随着对社会权威的抵制以自身的原则批判地衡量社会权威，一种使人们摆脱强制的潜力也成熟起来了。在批判道德心时，对这种潜力的拯救设想出来了然而不是在心理学领域，而是在和解的、自由生活的客观性中。
最终，康德的道德性—尽管看起来同它的严格的自主性要求相矛盾—与财产伦理学汇合起来并保持着一种不能被任何概念的综合所沟通的决裂的真理性：社会理想和自我保护的理性的主观理想之间的决裂。假如有人指责说，正是十足的主观理性在道德法则的客观性中使自身绝对化，那么这一指责便是顺从的。康德以易误的和被曲解的话说出来的，是应作为一种社会要求有根据地提出的东西。就善或恶来说，这种客观性继续同主观领域相分离，在一般利益和特殊利益实际上相符合之前，它不能译解成心理学的或合理性的主观领域。道德心是一个不自由社会的羞耻标志。
否定的辩证法
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