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预示了这一辩证法。他评论说，执行死刑可以是道德的，但死刑的合法化却不是道德的。如果把实施酷刑的人连同他们的指使者及其高贵的保护人就地枪决，这将比让其中一些人受法律审判更道德。这些人准备逃窜、躲藏上二十年，这一事实使得当时未履行的正义起了一种质的变化。一旦动用一个司法机器来反对他们，遵循刑事诉讼程序，穿上黑法衣，指定心领神会的辩护律师，那么正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兜售有利于罪犯的法令便成了虚假的，就会按凶手所执行的同样的原则而妥协。
法西斯主义者以其凶残的不正常的理由机灵地利用了这种客观的愚蠢。历史的疑难的根据是：在德国，反法西斯主义的革命失败了，甚至可以说在1944年就根本没有革命的群众运动。宣扬经验的决定论和宣判十足的恶魔有罪之间的矛盾按照某些教义，人们也许应该释放他们—不能靠高高在上的逻辑来解决。在理论上考虑的司法不应该避开这一矛盾。如果司法不能帮助人们意识到这一矛盾，那么，这便作为一种政治因素鼓励继续实行酷刑方法。集体的无意识无论如何希望有酷刑方法，它渴望的只是酷刑方法的合理化。这非常符合威慑理论。法律理性-它最后一次向罪行表示了一种自由的敬意一--和对其真正的不自由性的洞见之间出现了一目了然的分裂，正是在这种分裂中，对同一性思维及其融贯一致性逻辑的批判开始成为道德的。
康德的“智性特点”
智性特点的建构是康德把定在与道德法则联系起来的方式。这一建构依赖于这样一个命题：“道德法则证明着自己的现实性”—仿佛既定的事物、现存的事物因为是既定的和现存的而合法化了。当康德进而说“甚至在感性世界之外，这一因果性的决定性基础也可以自由地被假定为一种智性存在物的品质”时，品质的概念便把智性存在物变成了一种羽翼丰满的“现实”存在物，这一存在物可以在个人生活中被明确地感知到。然而，在非矛盾性的公理中，这是和那种认为智性在
否定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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