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冷漠的“人格”概念中，极端的抽象有助于维护一个被传统逻辑的论证方式所禁忌的，但也是更现实的辩证的事实：在我们对抗的世界中，个体主体本身也是对抗的，他们既是自由的又是不自由的。在冷漠的黑夜里，一线微光打在作为自在人格的自由上，这是一种甚至从自身被清除掉的新教的内在性。按照谢林的格言，主体是靠它是什么，而不是靠它做什么来证明合理的——如同从前的路德教徒是靠信仰而不是靠著作来证明合理的一样。康德的智性特点的非故意的不合理性、体系强加于它的那种不可确定性，皆不言而喻地把明确的神学的、神选的不合理性学说世俗化了。
当然，这种神选在进步的启蒙中保留下来了，变得越来越压抑。可以说，一旦康德的伦理学把上帝降级到一种为实践理性的假设服务的角色一在莱布尼茨那里，甚至在笛卡尔那里也预示了这一点那么就很难把智性特点(不合理地被看作如此)想象为自由的观念表示抗议的盲目命运。品德的概念总是在自然和自由之间摇摆。我们越是无情地把主体的绝对的是如此等同于它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的概念就越令人费解。一度似乎是神恩、神圣天命的选择的东西很少再被看作是客观理性的选择一客观理性将不得不最终求助于主观理性。人的纯粹的自在性缺乏任何经验的内容，而且也只是在他自身的合理性中来寻求，不允许人们对它为什么在一个场合起作用而在另一个场合不起作用作出任何合理的判断。
然而，智性特点所依附的权威纯粹理性一本身是演进的，因而是有条件的，不是绝对制约性的。把它设定为时间之外的绝对的观念(康德与之斗争的那个费希特的一个预言)比起以前的创世说更不合理。这从根本上导致了自由的观念和现实的不自由之间的联盟。智性特点不可还原地存在着，是社会据之塑造它一切成员的性格的那种第二自然的概念复制品。人们把康德的伦理学译为关于现实的人们的判断，只知道一个标准：一个人现在的遭遇就是他的不自由。席勒格言的首要意图，肯定是表达由一切人类关系对商品交换原则的屈从(通过与另一种行为相比较来评价一种行为)所引起的反感。康德的道德哲学在把尊严和价格相对照时表达了同样的动机。然而，在一个合理的社会中，商品变换不仅会被废除，而且会得以实现：任何人的劳动收益都不能减少。
否定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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