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格尔《逻辑学》的开头部分有一句话，大意是说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既是直接的又是被中介的这句话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编史工作引以为自豪的事实中这样确切。当然，在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制度下，当盖世太保在早晨六点钟敲持不同政见者的门时，谁也不会愚蠢地用认识论的精确性来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比起以前的政权的阴谋来，比起政党机器在每一行政部门的设置来，特别是比起那种破坏了魏玛共和国的连续性而且只是在概念的关联中、在理论的展开中才强制表现出来的历史趋势来，被敲门的个人更直接地受到了侵袭。然而，法西斯主义放纵的对个人的官方袭击的残酷事实，依赖于所有对受害者来说也许是遥远的、于当前不相干的因素。
正是那种装扮成科学的严谨缜密的最可鄙的吹毛求疵使得人们看不到这样一个事实：法国革命就其突然采取某些行动而言适应了资产阶级解放的总过程。如果在1789年资产阶级还没有占据经济生产的关键地位的话，如果其时和资产阶级利益相结合的封建主义还没有达到专制主义的顶点的话，那么，这场革命就不可能发生，发生了也不会获得成功。尼采的令人愤慨的绝对命令：“落并下石”为的是在事后把一个大资产阶级的公理编成法典。或许一切资产阶级革命都是预先由各个阶级的历史高潮所决定的，而且都具有一种夸张卖弄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在艺术中作为古典主义的装饰而外在化了。即使这样，如果在历史的断裂点上没有专制主义严重的管理混乱和使路易十六领导下的重农主义改革家归于失败的财政危机，这种特性也很难实现。大概至少是巴黎群众的极其贫困引发了1789年革命，尽管在其他国家、在贫困不是如此严重的地方，资产阶级的解放过程用不着发动革命也成功了，而且一开始就或多或少地不触动专制主义的统治形式。
在早期把更深刻的原因和外部诱因相区别的一个好处在于：它不加修饰地表达了关于直接性和中介的二元论。诱因是直接的；所谓的更深刻的原因是起中介作用的、重叠的东西，是结合了细节的东西。直到在不久前还可以在事实本身中觉察出这一趋势的优势。特别是像对德国城市空袭轰炸这样的军事行动起到了清除贫民区的作用，事后又和城市的改造合为一体。这种城市改造不单在北美、而且在全球早就是可观察到的。或者：在难民生活的贫困状况中强化家庭的做法的确暂时减弱了反家庭的发展趋势，但它很难阻止这种趋势；也正是在德国，离婚的数目和破裂家庭的数目日渐增长；甚至征服古老的墨西哥和秘鲁的西班牙人—曾被看作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入侵者—甚至那些在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看来缺乏理性的人，都为资产阶级合理社会的扩展提供了血腥的援助，都在坚持这个社会的原则在目的论上内在固有的“一个世界”的概念。
否定的辩证法
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