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把世界精神体验为整体便意味着体验到它的否定性。这是叔本华对官方乐观主义进行批判的要害——但像黑格尔的“这个世界”的神正论一样，这种批判仍然是使人窘困的。人类只是生活在总的纽带中，只是靠着这纽带才生存下来，这并没有驳斥叔本华对于肯定生命意志的疑虑。但那种远远超越了个人不幸的幸福的反光，的确时常落在了世界精神与之和谐的东西上—例如，在个人的精神天赋和历史状况的关系中。如果迎合对个别和一般的庸俗割裂，个别心灵不受一般所“影响”，如果个别心灵本身正是被客观性所中介的，那么，这种客观性就不能老是敌视主体。星丛会在历史的动态中发生变化。在世界精神、总体性暗淡的阶段，甚至第一流的天才也不能施展其才能；而在其昌明的阶段，如在法国大革命及其后一段时期，平庸者也会高出自己的实际水平。如果一个人恰恰由于走在自己时代之前而与世界精神相一致，那么，他作为一个人的毁灭有时伴随一种没有白干的感觉。在青年贝多芬的音乐中不可抗拒地表现出那种一切皆好的可能性。不管多么脆弱，与客观性的和谐都超越了那种始终不变。在某些时刻，特殊获得了自由，用不着以自己的特殊性来限制别人这些时刻是那些不被限制者本身的解放。这种安慰之光从早期资产阶级开始一直照射到它的后期。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很少不依赖这样一种情况：在他的历史哲学中，尽管已经遥远，一个时代的钟鸣声还是会回响。在这个时代，资产阶级自由的实现带来了这样一种气息：这种哲学走出自身，展现了一个整体和谐的前景，其中融化着它的力量。
否定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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