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精神与统治
假如哲学是黑格尔在《现象学》中所主张的那种东西，即意识的经验的科学，那么它就不像黑格尔所做的那样，把流行的普遍之个别经验当作一种不可救药的邪恶轻率地打发掉，并极力从所谓的更高的立场来为权力作辩护。例如，它难堪地提到卑贱者如何在委员会里占据主导地位，即使委员会成员不乏主观上的善意。这种提法使普遍之优势成了一种证据，即便引用世界精神也不能补偿其耻辱。集体意见通过顺应集体的大多数人或其最有影响的成员而起统治作用。但更经常的是，它的统治作用归因于在这集体之外、在一个更广泛的集体中，特别是在一个被委员会成员认可的集体中居支配地位的意见。在参与者身上，阶级的客观精神远远超越了他们的个人才智。他们的呼声回应着这种精神，即使他们本身—他们也许是自由的捍卫者——对这种精神毫无感觉。阴谋只是在关键时刻才作为公开的罪行起作用。委员会是一个集体成员的微观宇宙，最终是其成员的总体性的微观宇宙。它提前作出决策。
这些情况在任何地方都能观察到，它们和齐美尔式的形式社会学具有一种讽刺的相似性。但它们的实质并不完全在社会化之中，在像集体范畴之类的空洞范畴之中。毋宁说一形式社会学不喜欢按其定义对此作出反思—它们是一种社会内容的表现，它们的不变性仅仅是提醒人们注意，普遍性的权力在历史上很少起变化，差不多永远是前历史的。形式的集体精神是对物质上的统治的一种反映运动。形式社会学从社会机制的形式化中、从通过理性而进步的统治的等价物中获得了它的存在权利。与此相一致的是，这些委员会的决策不管在本质上是多么根本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却都是按形式上明显合法的观点作出的。同阶级关系相比较，形式化决不是更中立的，它是由抽象、由普遍性的逻辑等级制度再生出来的-统治关系越是把自己装扮成民主程序，这一事实就越显得突出。
否定的辩证法
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