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连续性和不连续性的统一。社会不是不管它的对抗性，而是凭借着这种对抗性继续生存着。利益以及阶级关系构成了所有人生活所依赖的生产过程的动力，生产过程的首要性只有在万物寂灭之时才会消失。这当中也蕴含着不可调和的东西的可调和的一面。既然只有调和才能使人生存下去，那么离开了调和，甚至连人改变生活的可能性都不存在。在历史上造成这种可能性的东西也会毁掉这种可能性。世界精神、一个有价值的定义对象将不得不被定义为永久的灾难。在奴役一切的同一性原则之下，任何不进入同一性中的东西、任何在手段领域逃避计划的合理性的东西，都成了为同一性带给非同一物的灾难而进行的可怕的报复。如果使历史执迷于观念的话，那就很难有别的方法从哲学上解释历史。
对抗是偶然的吗？
有必要思索一下：对抗性在人类社会起源中是作为一种人害人的原则、一般延长的自然史而遗传下来的，还是一种演化的θéσεt(存在)，或者说，在对抗性已经产生的情况下，它是否来自类的生存的必然性而决非偶然地来自古代的任意的夺权行动。当然，这样一来，世界精神的构造也就土崩瓦解了。历史的普遍性、在总趋势的必然性中结成的事物的逻辑建立在某种偶然的东西之上，某种外在于它的东西之上，也就是它不需要成为的东西之上。不仅黑格尔，而且还有马克思和恩格斯一他们的唯心主义差不多只是表现在与总体性的关系上——都曾拒绝怀疑一切总体性的不可避免性。任何打算改变世界的人都免不了产生这种怀疑，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挡开了这种对他们的体系而不是对统治制度的致命打击。
当然，马克思不信任一切人类学，并谨慎地忍住不去把对抗性安置在人类天性，或他根据黄金时代的陈腐说法而描绘的原始时代中。但这只是使他更固执地坚持对抗的历史必然性。经济具有先于统治的第一性，而统治又只能在经济上推导出来；争论很难用事实来调停，事实消失在原始历史的混沌中。然而，对原始历史的兴趣或许像一度对社会契约的兴趣一样，都不是对历史事实的关心，就连霍布斯和洛克也很难把社会契约视为能真正得到贯彻的东西⑥，甚至对无神论的黑格尔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它也是一件把历史加以神化的事情。经济的第一性应该拿出历史的、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幸福的结局是历史内在固有的。我们得知，经济过程产生政治统治关系，而且，这种政治统治关系直到不可避免地要从经济的强制下解放出来之时才能被推翻。
第二章 世界精神与自然历史有关黑格尔的题外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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