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特别是在恩格斯那里，学说的不妥协恰恰是政治上的。他和马克思所欲望的革命，是在整个社会中、在它的自我保护的基本阶层中的一种经济关系的革命，而不是作为社会政治形式上的、统治的竞赛规则上的变革的革命，其锋芒针对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把人类的原始史，也就是说人类的原罪在政治经济学—-尽管这门与商品交换关系的总体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学科的概念是后来的事情—中译解出来时，支配着他们动机的是让革命立即到来的期待，他们想要第二天就发生革命。因此，他们的强烈兴趣在于破除那些使他们担心会像一次斯巴达克起义或像农民起义一样被粉碎的倾向。
出于实现乌托邦的缘故，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乌托邦。他们的革命意象给史前时代打上了印记。资本主义中经济矛盾压倒一切的分量，似乎要求资本主义来源于自无法追忆的时代以来的历史的强者积累的客观性。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见不到后来在革命的失败中(甚至在革命取得成功的地方)显而易见的事情：统治可以比计划经济(当然他们两人都不曾把计划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混同起来)活得更长久。马克思和恩格斯据之而表明对抗性(经济学同纯政治的对抗性)趋势的那种潜能已延长到了特定的经济阶段之外。由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要对象垮台之后统治仍固执地存活着，统治便帮助一种意识形态取得了廉价的胜利：这种意识形态将要么从所谓集中化之类的非异化的社会组织形式中，要么从现实过程中抽象出来的意识即理性中，推演出统治。也正是这种意识形态，要么以公开的赞同，要么以鳄鱼的眼泪预言：只要有组织的社会存在着，统治就有无限的前途。
否定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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