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这种意识形态相对立，仍然存在着对那种被神化为自在存在的政治的激烈批判，或对那种以其特殊性而膨胀起来的精神的激烈批判。然而，20世纪的事件所触及的是作为一种可估计到的经济必然性的历史总体性观念。只有当事物的发展可以有所不同时，只有当总体性被看作一种社会必需的外观、看作从个人身上挤压出来的普遍性的实在化时，只有当总体性的绝对性要求被破除时，批判的社会意识才可以自由地认为总有一天事情会是不同的。只有当理论认识到必然性是实现了的外观，历史的决定作用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偶然性时，理论才能卸掉历史必然性的巨大包袱。这种认识受到了历史形而上学的阻挠。与即将逼近的灾难更相一致的是，人们已猜测到一种不合理的灾难刚开始。今天受挫的另一种可能性已经浓缩成无论如何也要防止灾难的可能性。
黑格尔的世界精神的超现世性
然而，在黑格尔那里特别是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法哲学》中，历史客观性一度被夸大成超验性：“这种普遍的实质不是现世的；现世无力反抗它。任何人都不能超越这实质；一个人可以有别于其他个人，但不能有别于这种民族精神。”⑦
因此，“现世”的对立面、特殊的存在物不同一地注定蒙受的同一性是超现世的。这种意识形态甚至也有一点真理性：只要人类被分裂成民族，那么，本民族精神的批评家也要受制于与他相称的东西。前不久，这方面最伟大的，也是在打扮上最遭人非议的模式是卡尔·克劳斯和维也纳之间的局面。但对黑格尔来说，当他碰到某种干扰时，事情就不是这么辩证了。他进而认为：一个人“可以比其他许多人更有才智，但他不能超越民族精神，有才智者仅仅是那些了解民族精神并知道如何据之行事的人”⑧。带着一种在使用“有才智”一词时不可能看不出的恶意，黑格尔以远远低于他的概念水平的方式描绘了这种关系。“据之行事”在字面上不过就是适应。像一个被强迫坦白的人一样，黑格尔把他先前宣扬的肯定的同一性译解为一种连续的破裂，并要求弱者服从强者。《历史哲学》中的那些浮夸的词句——例如在世界历史的过程中“某些人曾受到伤害”⑨不情愿地接近不可调和性的意识，而且“义务是个人通向实质性自由的解放”之类的号召也已经同它在巴克纳的《沃伊齐克》的学者场景中的拙劣模仿者不再有什么区别。
第二章 世界精神与自然历史——有关黑格尔的题外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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