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哲学》最著名的一段话里，黑格尔引用了一句据说是毕达哥拉斯的话，大意是说，从道德上教育儿子的最好方式是让他成为一个有良好法制的国家的公民。这要求判断国家本身及其法律事实上是不是好的。但对黑格尔来说，秩序先验的就是好的，无需那些生活在它之下的人作出回答。这讽刺性地证实了他后来对亚里士多德的回顾：“实质的统一性是一个绝对的不运动的自在目的。”③这一目的一动不动地站在据说是产生它的辩证法中，因而这一目的被贬低成了一种空洞的声明：在国家中，“自由获得了它最高的权利”。黑格尔陷入了他在《现象学》中鄙视的枯燥乏味的说教。他不厌其烦地重复从这样一个时期开始的古代思想的陈词滥调，这一时期胜利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主流宣称它和制度团结一致，反对制度在社会过程中的基础。总体来说，人类对社会的发现要比国家晚得多，国家是被中介的，但对被统治者来说似乎是既定的和直接的。
黑格尔说：“不管什么人，都要感恩国家。”这是最明显的夸张说法，拖带着过了时的混淆。导致这一命题的是他归于一般目的的那种“不运动性”，尽管可以用来说明一度变得坚固起来的制度，但不能用来说明社会，社会本质上是动态的。这位辩证法家证明国家有凌驾于辩证法之上的特权，因为一他并不自欺的一件事情—辩证法迫使人们超越资产阶级社会。他并不信任辩证法，并不把辩证法当作自我治疗的力量，不承认他自己的保证：即同一性辩证地产生自己。
否定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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