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的作用
普遍和特殊相调和的形而上学在现实性的构造上、在历史哲学和法哲学上失败了，黑格尔体系上的需要对此不可能视而不见。他为了中介而努力。他的中介范畴民族精神扩及经验的历史。对个体主体来说，民族精神被说成是普遍之具体形式，但“特定的民族精神”却被叫做“世界历史过程中的仅仅一个人”—一种在等级上更高的个体化，但也是完全独立的。正是关于民族精神的这种独立性的命题被黑格尔用来使对个人的武力统治合法化，所以他的方式类似于涂尔干后来对集体规范的使用，类似于斯宾格勒对每一种文化灵魂的使用。一种普遍越是充分地佩戴上集体主体的徽章，主体就越不留痕迹地消失在它之中。然而，这种中介的范畴附带说，这种范畴并没有被明确地叫作中介，而仅仅是履行了中介功能落在黑格尔自己的中介概念后面，它并没有支配这件事本身，并没有内在地决定它的他者，而是起了一种沟通性概念的作用，是世界精神和个人之间的一种实在化的媒介物。
在黑格尔那里，民族精神的暂时性类似于个人的暂时性并被解释成普遍之真实生活。但事实上，暂时的是民族和民族精神的范畴本身，而不是它的特定的表现。即使新出现的民族精神把黑格尔世界精神的火炬高举到今天，危险也依然在于这些民族精神将在更低的水平上再生人类的生活。甚至面对可预见的人类，面对黑格尔时代的康德的普遍，黑格尔民族精神学说也是反动的，它培养了某种已被感知为特殊的东西。以这种突出的民族精神的范畴，黑格尔毫不犹豫地参与了一种民族主义.而作为这种民族主义凶兆的一面是他在他时代的学生鼓动家那里已经诊断出的。他的民族概念，世界精神的永远同样变动着的载体，原来是一个变数，这个变数—自相矛盾但又符合它的一个方面充斥于他的辩证的著作。尽管没有非辩证的常数就不会有辩证法，但黑格尔的非辩证的常数还是证明了辩证法是谎言。这些常数是真实的，就像历史是永远同样的，是一种罪恶和赎罪的恶的无限性一样；就像黑格尔的主要证人赫拉克利特在古代所承认并从本体论上所拔高的那样。
第二章 世界精神与自然历史—有关黑格尔的题外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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