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民族，不论在术语上还是事实上都是最近的事情。在封建主义灭亡后，一种不稳定的集权的组织形式不得不去制服松散的自然纽带以保护资产阶级利益。这种组织形式肯定成为一种对自身的崇拜，因为它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把个人整合，个人在经济上对这种组织形式的需要就像这种组织形式对个人不停地掠夺一样强烈。民族的统一是一个自我解放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前提，在未能实现民族统一的地方，例如在德国，民族的概念不仅被估计过高了，而且成了破坏性的。为了掌握氏族，民族的概念利用了对古代起源的额外压抑的回忆。作为一种邪恶的酵素，这些回忆倾向于贬低个人—同样是一种后来的脆弱的进化的产物一—使得个人和普遍的冲突处于伺机发起对普遍进行合理批判的时机。资产阶级社会的不合理的目的，很难不靠有效的不合理手段来巩固。
拿破仑时代之后的德国特定形势可能迷惑了黑格尔，使他看不到民族精神学说与他自己的精神相比较是多么不合时代，进一步的升华、从基本的自然增长中获得解放是不能同精神的进步割断的。在他的著作中，民族精神的学说已经是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假的意识了，尽管是由于德国的行政统一的需要引起的。民族精神被加以修饰和特殊化，与一度的存在物相结合，成了反对一种理性的证据。这种理性的记忆保留在精神的普遍性中。在康德的短文《论永久的和平》之后，黑格尔的战争颂词就不再能以缺乏历史经验的朴素性作掩护了。即使这样，他当作民族精神的实质性东西来称赞的习俗，也无望地堕落成一种后来在专制时代被翻腾出来的习惯，以便给剥夺个人的权利加上一点官方的历史色彩。黑格尔不得不以复数形式谈论民族精神，单是这一事实就表明民族精神的所谓实质性是陈旧的。一旦我们谈到民族精神的
否定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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