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样性，一旦我们正视民族之间的国际性，这种实质性也就被否定了。
继法西斯主义之后，这种实质性又重新出现了。
过时的民族精神
黑格尔的精神具体化为各民族，意味着这种精神不再具有至少能使它断言自己是一种总体性的那种物质根据。在民族精神的概念中，同作为一种实体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现实过程相对立的是一种副现象、一种集体意识和社会组织的一个阶段。黑格尔说，一个民族的精神能得到实现，能“变成一个现存的世界”，“这是一切民族共有的一种情感”。在今天这是很难的，不管在哪里，民族只要有了这样的情感都要遭到灾难。这种“现存的世界”的属性“宗教、崇拜、习惯、风俗、艺术、宪法、政治法律，它的制度的整个规模，它的事件和行动”不仅丧失了它们的不证自明的特性，而且也丧失了被黑格尔视为它们的实质性的东西。他的教诲，即个人不得不“按照”他们民族的“实质存在来联合并塑造自己”，是专横的。甚至在他的时代，他的教诲也是和一种人们叫作莎士比亚式的、同样过时的假设不相容的：历史的普遍通过个人的激情和兴趣而得以实现，而事实上，历史靠之钻进个人之中的那种方式不过就是“健全的民族情感”钻进被拴在情感机器上的那些人之中的那种方式。
黑格尔认为，任何人都不能“跳越他的民族的精神，如同他不能跳出地球一样”。他的这一论点在全球冲突的时代、在一个潜在地全面安排世界的时代，是一种狭隘的乡土观念。在为数极少的场合，当黑格尔思考历史时，他的确为历史付出了很高的关税。但他的思想也接近了这样一点：当他把民族精神实在化时，他也在历史哲学的意义上把民族精神相对化了，仿佛他认为可能有一天世界精神可以放弃民族精神从而为世界主义留下地盘。“每一种新的民族精神都是在征服世界精神上迈出的新的一步，都是赢得它的意识和它的自由的一步。民族精神的死亡是向生命的过渡—但不同于在自然界中一个生物的死亡将带来另一个与它相似的生物的生命。毋宁说，世界精神从较低的规定性前进到更高级的原则和它自身的概念，前进到它的观念的更充分的表现。”④
第二章 世界精神与自然历史有关黑格尔的题外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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