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他们的弃权——仍然是查拉图斯特拉所认识到的表达了个人幸福与乌托邦相比的不充分性。作为与此时此地的个人幸福不相调和的一般原则，幸福简直可以说是从特殊性中解脱出来。但黑格尔的幸福观的压抑方面，并没有按他本人的样子从一种假定更高的立场出发被当作一种可忽略的量。不管他多么迫切地按照历史不是幸福的土壤的观点来纠正自己的历史乐观主义，既然他试图确定这一观点是幸福彼岸的观念，他就是在犯罪。有人认为现实性不能是充分现实的，这种人的潜在的唯美主义在哪里都不如在这里这样引人注目。如果幸福的时代是空洞的画面—-附带地说，这是一种含糊的论断，因为它把这些人类美好幸福的时期说成是像欧洲的19世纪一样，19世纪是不需要历史的力本论的—那么，这种隐喻在一部据说记述了伟大行动的书中便提出了一个不假思索地从教育习惯中借来的概念：宏大的世界历史的概念。
一个陶醉于战斗、起义和灾难的旁观者，在他称之为资产阶级式的自由应否摆脱这个范畴问题上默不作声。这就是马克思头脑中想的东西：他把政治的领域，即以想出人头地者为对象的领域，看作意识形态和暂时的。思想对幸福的立场是否定一切虚假的幸福。与统治一切的观点针锋相对，思想提出了幸福的客观性的观点，如同克尔凯郭尔在他关于客观的绝望的学说中否定地认为的那样。
“自然历史”
历史生活的客观性就是自然历史的客观性。与黑格尔相反，马克思了解这一点，而且恰恰是和那种在主体头上所实现的普遍相关联中了解了这一点：“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一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否定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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