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和艺术家时常描述一种不是身临其境、不是在表演的感觉，仿佛他们根本不是他们自身而是一类旁观者。其他人发现这是令人讨厌的：克尔凯郭尔据此向他所谓的美学领域发起论战。然而，对哲学人格主义的批判表明，这种对直接性的态度、这种对每一存在姿态的否认，有着超出自我保护动机的现象之外的客观真理要素。“这实际上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喜欢把这句话和资产阶级的冷漠联系起来。但正是这句话很可能使个人毫无畏惧地意识到他的存在的无意义。存在的不人道的一面，即那种使人保持一种旁观者的距离并超然于事物的能力，归根到底是人道的方面，是被它的思想家所抵制的方面。
有如此表现的东西是不朽的，这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肖伯纳在他走向剧院的路上向一个乞丐出示他的证件并匆忙说：“报社的。”这个场面隐藏着一种玩世不恭的意思，它有助于解释一个令叔本华吃惊的事实：在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的死亡面前，情感经常是很虚弱的。当然，人们毫无例外地都要受魔法左右，没有人能去爱，这就是每一个人都感觉到极少被爱的原因。但是，旁观者的姿态同时也表现出对事情是否全都如此的怀疑，尽管主体在自己的严重的幻觉中只具有可怜的和在情感上像动物一样的短命性。
在魔法支配下，生存者要在不自觉的无动于衷—一种出于软弱的审美生活一—和被卷入的兽性之间进行选择。二者都是错误的生活方式。但其中一个是为正当的超然和同情所要求的。那种应被谴责的自我保护的渴望一旦被克服，也许就恰恰被不断出现的威胁所证实。自我保护的唯一麻烦是，人们禁不住怀疑它强加于人们的生活是否变成了某种使人们发抖的东西，变成了鬼怪，变成了幽灵世界的一部分，而这幽灵世界又是人们觉醒的意识觉得不存在的。这种生活作为纯粹的事实将扼杀其他生活。在统计学看来，这种生活的罪责以极少数人的获救来弥补绝大多数人的被谋杀，仿佛这是由或然性理论所预言的这种罪责是和生存不相调和的。这种罪责并没有停止再生自身，因为目前它还不能一下子被充分意识到。
第三章 关于形而上学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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