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加强了一种与关于客体的优先地位的见解相对位的思辨：精神是否不具有一种独立的因素、一种未混合的因素，这种因素恰恰在精神未吞没一切和自身再生死亡的厄运时是自由的。对自我保护的兴趣不管多么靠不住，如果没有这种精神的因素就几乎不可能解释永生不死观念的抵抗力量，像康德保护这种力量那样。当然，这种抵抗力量在类的历史中似乎是衰落了，正像它在衰老的个人中衰落了一样。在那些发誓要消除死亡的痛苦的客观宗教衰败(早已秘密地得到了认可)之后，死亡在今天已完全因社会决定的这种连续的经验的衰败而成了彻底异化的。
主体越是不生活，死亡就变得越险峻、越可怕。死亡确实使人们成了物，这一事实使得人们意识到物化、他们永恒的死亡和他们错误造成的关系形式。死亡在文明中的整合，一种缺乏战胜死亡和战胜面对死亡时可笑的装模作样的姿态的力量过程，塑造了对这种社会现象的反应以及商品交换社会笨拙的企图，即堵住商品世界打开的最后的洞。
死亡与历史，特别是与个别范畴的集体历史形成了一个星丛。个人，如哈姆雷特，曾一度从对死亡的不可改变性的初步意识中推断出了他的绝对的本质性。现在，个人的衰落使得资产阶级存在的整个结构随之一起衰落。被摧毁的是一种自在的甚至自为的非同一性。因而面对死亡出现了一种持久的恐慌，这种恐慌再也平息不下去，除非靠压抑死亡的思想。这种死亡，或者说作为一种首要的生物学现象的死亡是不能从历史的麻团中抽取出的。①因此，作为死亡经验之载体的人完完全全就是历史的范畴。那种认为死亡总是一样的说法，既是不真实的，也是抽象的。意识容忍死亡的方式随具体条件而不尽相同，尽管一个人的死亡归根到底是肉体上的死亡。
在集中营中，死亡有了一种新的恐怖感：自奥斯威辛集中营以来，怕死意味着怕是比死更糟的事情。死亡给社会处死的人带来的东西，对人们所爱的老人来说在生物学上是可以预知的；不仅他们的躯体，而且他们的自我、一切使他们确定为人的东西，都在没有疾病、没有外来暴力的情况下崩溃瓦解了。最后一点对他们的先验延续性的信心，还在他们弥留人世时就消失了。也就是说，他们还有什么不死亡呢？信仰的安慰一一即认为甚至在这种解体过程中或在精神错乱中，人的核心仍继续存在一一对这种经验漠不关心是愚蠢的和讽刺性的。它无限扩展成浮夸的市侩智慧的珍珠：“一个人永远是他现在的样子。”那种故意不理否定自己的形而上学需要的可能实现性的人，嘲笑的正是这种需要。
第三章 关于形而上学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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