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承认理性不得不陷入他靠理性来解决的二律背反中。这种表白是反实证主义的。②然而，他并没有摒弃实证主义的安慰人们在理性能力批判留给理性的狭窄领域中可以得心应手，可以为自己脚下有了坚实的大地而心满意足。康德赞同资产阶级著名的对个人自身的限制的证实。根据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让理性来判断这种证实是否越出了可能的经验的界限和它是否自由地这样做，这便已经预定了在康德的地图上分离出的领域之外有一个职位，也就是说，有一个终审法庭。③康德的拓扑学的热情不加说明地作为一种决策的可能性，使知性领域同他禁止对其作出肯定判断的那种超验对立起来。
德国唯心主义开始把这种终审权力授予绝对的主体即“精神”，认为精神产生了主体-客体二分法，因而产生了有限认识的界限。然而，一旦这种形而上学的精神观失去了它的权势，界定的意图就只能限制认识的主体。批判的主体成了放弃的主体，它不再信任它的生气勃勃的本质的无限性，开始违背这种本质来加强它自身的有限性并把自身附加在有限性上。主体想不受干扰地进入形而上学的升华，绝对对它来说成了多余的担忧。这就是批判主义压抑的方面。唯心主义的后继者远远领先于他们的阶级，仿佛他们在反对它似的。
起初，在尼采当作知识的诚实来赞美的东西中潜藏着的是精神的自我仇恨和对理性妓女的内在的抗议怒火。被清除了想象力的合理性一对启蒙运动和圣西门来说其地位仍然很高，但自身却相应地干涸了沾染了非理性主义；在其批判的功能上也出现了一种变化：它重复了资产阶级从一个革命阶级向保守阶级的转变。这种哲学状况的回音就是目前世界范围的、充斥一切的、为自身的迟钝而自豪的常识的恶意。这种恶意恰恰相反地说明这种合理性不关心现在得到普遍赞同的文化领域的界限。它是一种“肯定的”恶意，其标志是常识在巴比特之中体现出来的归咎于思辨思想的那种主观活动的任意性。
否定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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