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上有很好的理由怀疑这种障碍。这种障碍是妨碍绝对的栏杆，它是和劳动的必要性相一致的，而劳动的必要性实际上使人类受制于那种被康德美化成哲学的魔法。康德诚实而又蛮横地指责精神被拘禁在内在性中，即被拘禁在自我保护中，正如这种拘禁是一种社会强加于人们的一样，这种社会也只保留那些不再必需的拒绝。一旦人们和甲虫共有的自然历史的担忧被破坏了，人类意识对真理的态度也就起了变化。它目前的态度是受那种使人们处在现存状况下的客观性所支配的。即使康德的障碍学说是社会假象的一部分，它的基础也仍然像社会假象对人们的现实统治一样稳固。感觉领域和知性领域的分离即支持这种障碍的论据的神经，也是社会的产物。通过和谐，感性被指定为知性的牺牲品，因为不管做出怎样相反的安排，世界的状况都不能满足感性。
也许有一天这种分离会随着感觉领域的社会限制条件而消失，但唯心主义者却因为要么炫耀实现了对未调和的东西的调和，要么把这种调和归因于未调和的总体性，从而使自己成为意识形态家。唯心主义者努力把精神解释成它本身和它的非同一物相统一之物，但这种努力既是一贯的，也是无用的。这种自我反思甚至侵袭了实践理性的第一性命题。这一命题从康德开始，经过唯心主义者而直接通向马克思。实践的辩证法也要求废除实践，废除为生产而生产，废除错误实践的普遍表皮。这就是否定的辩证法具有反对官方唯物主义学说概念特性的唯物主义基础。精神中的独立性和不可还原性的因素完全可以和客体的优先地位相一致。一旦精神冲破了它的枷锁并用这枷锁来束缚别的东西时，精神此时此刻也就成了独立的，它开始去期望。它期望的是自由，不是纠缠不清的实践。唯心主义者把精神捧上了天，却想使有精神的人受难。
第三章 关于形而上学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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