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中立化
在盎格鲁一撒克逊国家，康德经常被委婉地叫作不可知论者。不管这多么不重视他的哲学财富，这种可怕的过于简单化都不是赤裸裸的胡说。康德学说的二律背反结构比对二律背反的解决更有生命力，不能被粗鲁地翻译成对思想的指示：制止无聊的问题。它提高了资产阶级怀疑论的庸俗形式，这种怀疑论的稳固性只是就人们已经可靠地掌握的东西而言才是严肃的—尽管康德并没有完全摆脱这种精神状态。在绝对命令中，而且在《纯粹理性批判》的观念中，康德为那种被轻蔑的崇高竖起了赞扬的大拇指，使之成了资产阶级就像不愿意没有它的星期关(摆脱劳作之自由的拙劣模仿)一样不愿意没有的红利这使得康德在德国的权威性可靠地得以增强，远远超出了他的思想的作用。
非义务性的严格的调和因素，同把一切精神之物中立化的装饰性倾向相处得很好。在革命胜利之后一—或者在那些没有革命的地方，普遍的“资产阶级化”不知不觉地推进之后—这种中立化倾向征服了整个精神的舞台，甚至连同以前被当作资产阶级解放武器的原理。正如斯宾塞在卢梭那里敏锐注意到的，在胜利的阶级的利益不再需要作为解放武器的原理之后，这些原理便在双倍意义上成了令人不感兴趣的。社会尽管在意识形态上称赞精神，却不把精神的作用列入次要地位。康德的nonliquet(不清楚)有助于把对封建主义的同盟军宗教的批判改造成一种在宽容的名义下披上人道外衣的冷漠。精神一不管作为形而上学还是作为艺术…-都越来越中立化为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使那种失去了同一切可能的实践的联系的社会感到自豪。
在康德的形而上学观念中，这种同可能的实践的联系仍然是未被理解的。以这些观念看来，资产阶级社会企图超越它自身的受限制的原则似乎就是在废除自身。这种精神成了不能接受的，文化变成了这种精神的资产阶级功利形式和它的另一面之间的妥协。这另一面按新德语的术语就是“不可忍受的”东西并被投射到达不到的东西的距离。物质的环境补充上了余额。资本被迫扩大自己的投资并自身拥有一种精神，这种精神的客观化刺激它把这些不可避免的对象化变成财产，变成商品。美学因其不感兴趣地认可了这种精神便同时既美化又贬低了这种精神，它满足于观察、赞美，最终盲目和毫无联系地颠倒所有一度被创造和被思考的东西，而不管它们的真理内容如何。以客观上的嘲弄，文化的日渐增长的商品性为了功利的目的而使文化美学化。哲学成了作为展览品的精神的表现。
第三章 关于形而上学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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