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纳德·克罗塔伊森在宗教上追溯到18世纪和17世纪的东西—魔鬼不可怕，上帝不可望也扩展到了形而上学之外。而在形而上学中，对上帝和邪恶的记忆继续存在，甚至在它批判地反思畏惧和希望的地方。在完全非意识形态的意义上人们应该最迫切关心的事情已经消失了，客观上，它成了有问题的：主观上，社会之网和永远要求过高的调节压力既没有给人们留下考虑的时间，也没有留下考虑它的力量。这些问题被忘记了，任何关于它们的谈论哄得它们更深深地陷入它们邪恶的沉睡之中。歌德的令人不愉快的格言埃克曼不需要阅读康德的书，因为康德的哲学已经干完了它的工作并进入普遍的意识中-在形而上学的、冷漠的社会化中取得了胜利。
然而，意识对形而上学问题—这些问题决不会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获得满足而平静下来一—-的冷漠，对形而上学本身来说很难是冷漠。隐藏在它背后的是一种恐怖，如果人们不抑制这种恐怖的话，它就会使人吃惊。人们不妨在人类学上思索一下：进化史的突变是否使人类获得了开放的意识，并因而获得了死亡的意识；这种突变是否不和那种不允许人们具有这种意识的连续的动物状态相矛盾。为继续生存的可能性所付出的代价是对意识的限制，即避开那种本身是意识的东西：死亡的意识。
所以说，在生物学上，一切意识形态的迟钝可以归因于一种自我保护的必然性，而且决不会随着社会的合理安排而消失。这是一种无望的前景一当然，只有在合理的社会中才会有合理生活的可能性。目前的社会仍然对人们散布死亡不可怕的谎言，它破坏任何这方面的反思。使悲观主义者叔本华感到震惊的是，人们在生活的媒介中几乎一点也不为死亡操心。⑤像100年后的海德格尔一样，叔本华把这种出于人性而不是出于人们的冷漠当作历史的产物。他们两人都开始把缺乏形而上学意义视为一种形而上学现象。总之，这是衡量中立化即资产阶级生存意识所达到的深度的尺度。
否定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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