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深度使得人们怀疑一—如同一种比所有浪漫主义活得更久的浪漫传统的精神反复灌输的那样在所谓的沉浸于形而上学之中的时代，在青年卢卡奇所说的“充满意义的”时代，事情是否有这么大的不同。传统作出了不合逻辑的推论。形而上学观点的真理性不是由这些观点的集体义务、由它们在封闭的文化中对生活行使的权力来保证的。毋宁说，形而上学经验的可能性类似于自由的可能性，它有一个发展起来的主体，这个主体只有撕破据说有益的纽带才能够自由。相反，把社会认可的观点呆滞地拴在所谓极乐的时代，是和实证主义的信仰事实者相关联的。如果自我在现实性原则的直接性之外接受那种不单是存在物的东西的观念，那么自我就肯定历史地得以增强了。秩序如果把自身关闭在自身意义之中，也就把自身关闭在超越这种秩序的可能性之外了。
与神学相对照，形而上学不单是实证主义学说所说的一个后来的历史阶段，不仅仅是世俗化为概念的神学。它在对神学的批判中保存了神学，向人们揭示了神学强迫人因而污辱人的可能性。神学的宇宙被精神约束的力量所炸裂，精神得到了它一点儿赏罚。比起巴赫的秩序来，自主的贝多芬更是形而上学的，因而更真实。主观上得到解放的经验和形而上学的经验在人性中汇合起来。伟大的艺术品即使在沉默的晚期也比传统的神学著作更有力地表达了希望，任何这样的表达都是按人的表达来构造的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贝多芬那里表现得如此明确。并非一切都是无益的，这种看法出自对人的同情，出自对主体的自然方面的自我反思。只有通过体验自身的自然性，天才才能翱翔
第三章 关于形而上学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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