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然之上。
康德值得人们敬重的是，只有他这个哲学家在他的智性理论中记述了人类与超验的星丛。在人性睁开眼睛之前，生活灾难的客观压力使得人们去热衷于邻居的耻辱，生活意义的内在性是他们被拘禁的表皮。自从出现了像有组织的社会这样的东西以来，也就是说自从出现了一种稳固建立的自给自足的关联以来，抛弃这种东西的渴望便衰弱了。一个未曾预习功课的儿童肯定注意到：在他的新教赞美诗集中题为“最后的事物”那一部分，同所有有关信徒应相信什么和应如何做的练习比较起来，是多么地贫乏无力。奇迹和迷信可以在宗教中继续繁荣下去的说法早已受到了怀疑。这种怀疑的反面是：有关彼岸的希望这一核心对积极的宗教来说很难像它的概念所要求的那么重要。形而上学的思辨同历史哲学的思辨统一起来，它相信对这些最后事物的正确意识的可能性—这些最后事物不过是一个没有生活灾难的未来。
人们咒骂这些灾难，说它们不仅没有鼓励人们超越纯粹的存在，反而伪装这种存在并证明它是形而上学的权威。“一切皆空”这个自所罗门以来伟大的神学家曾使其带有内在性的词语太抽象了，以致不能引导人们超出内在性。凡在人们确信他们的存在是无关紧要的事情的地方，他们就不会提出任何抗议；只要他们对存在的态度仍然不变，别的东西对他们来说也是空虚的。如果一个人不加区别地，而且不着眼于可能性而指责存在物是虚无，那么他就是在为愚蠢的活动提供帮助。这种总的实践所导致的那种兽性比起初的兽性更恶劣：它成了一种施于自身的原则。方济各会的托钵僧关于内在的空虚性的宣教秘密地清除了先验之物，因为先验之物只是靠人们内在性的经验来供养的。但那种发誓对这种内在性完全漠不关心的中立化却幸免于一些灾难，这些灾难按辩护士的嘹亮号声把人们推回到与他们的利益攸关的事情上。
原因在于社会的基本状态一直没有什么变化。从贫困中复活的神学和形而上学受到了谴责(尽管一切勇敢的新教徒进行自卫)，并被看作遵奉主义的思想通行证。任何纯粹意识的造反都将不超出其外。在主体的意识中，资产阶级社会宁愿要它的全面破坏的客观潜力，也不愿去反思那种威胁它的基本阶层的东西。人们的形而上学兴趣要求他们的物质利益得到充分关照。只要人们看不见自己的物质利益，人们便生活在空幻境界的面纱之下。只有当现存的东西可以改变时，现存的东西才不是一切。
否定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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