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理论越不装扮成确定的和无所不包的，对思想家来说，它就越不成为对象化之物。随着体系的强制力悄悄溜走，思想家将自由地、更坦率地信赖自己的意识和经验，而不是听命于那种崇高的主体性概念，因为这种主体性的抽象胜利是以放弃它的特定内容为代价的。这种代价是和个体性的解放相称的。个体性的解放发生在唯心主义的伟大时代和现代之间，而且它的成就一尽管由于目前的集体倒退的压力一像1800年的辩证法冲动一样在理论上是不可抹去的。19世纪的唯心主义的确削弱了精神的客观化力量洞察客观性及其构造的能力，但它也使精神具有了一种辨别力，这种辨别力增强了它对客体的经验。
合理性的质的要素
服从于客体意味着公正地对待客体的质的要素。科学的客观化和自笛卡尔以来的一切科学的定量化倾向相一致，趋于排除质并把质变成可测量的规定性。合理性本身逐渐地以数学方式和定量化的才能相等同。定量化的才能尽管完全符合取得胜利的自然科学的第一性，但它决不是内在于理性概念本身中的。当这种理性在那种认为质的要素是受合理概念影响的观念面前畏缩不前时，这种理性便被遮蔽了。理性不纯粹是σuvαγoγi(集合)，即从分散的现象向它们类的概念上升。它恰恰非常要求有区别的能力。没有区别的能力，思想的综合功能-抽象的统一—便是不可能的；聚集相同的东西必然意味着使它与不同的东西分离开。不同的东西是质的东西。思维如不能思考质的东西，便是已被阉割的思维，并且和自身不一致。
在欧洲的理性哲学初始，理性的质的要素就已由柏拉图富有活力地表达出来了，他首先把数学当作一种方法的典范。他不仅给“集合”也给δtaipeots(分解)以平等的权利一—分解相当于一种命令即意识。留心到苏格拉底和诡辩学派把φσe(非存在)和θéσε(存在)相分离，就应该坚持事物的本性，不任意对待它们。质的区别不仅体现在柏拉图的辩证法和思想学说中，而且也被解释为对不加约束的定量化暴力的矫正措施。《斐多篇》的一个比喻使人们对此不再有任何怀疑。在那里，修整的思想和非强制性得到了平衡。把概念的综合运动颠倒过来的原则是：“能够根据自然的形态分解为亚种，从而实现结合，而不是按照一个坏雕刻师的做法破坏什么部分。”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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