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德勒兹来说，原则上并不存在事件的时空界限。当他讨论死亡和事件时，德勒兹用尽全力提出这一论断。对他而言，如果我们仅仅把死亡视为一个终结，我们就不会理解作为死亡的事件。应该联系临终(dying)来理解死亡，这里，死是一个生成的二元过程：不仅是走向终结的衰退，也是和其他所有临终事件的联结。这种联系不应被视为消极的，或被物理性死亡和削减所决定的东西。相反，死也和新的生命与未来事件相连，不仅通过它们对“死”(todie)的普遍性的表现，也通过它们对“别样的生”(to live differently)的普遍性的表现：
死亡与我和我的身体有一种极端的、明确的关系，它是我的基础，但它与我也毫无任何关系—它是非实体性的、不定式的、非个人的，它只是它自己的根据。一方面，存在着一部分被实现和被完成的事件；另一方面，“存在着一部分无法实现其完成的事件”。
(LS：151-2;引文引自Blanchot 1982：155，译文有改动)
德勒兹在《意义的逻辑》中解释了“所有事件在一个大事件中相联系”这个观点，这个解释形成了巴迪欧在他最近的《世界的逻辑》(Logiques des mondes)中批判德勒兹对事件的讨论的基础。巴迪欧认为德勒兹是通过“一”(thc (ne)来思考事件的(Badiou 2006：404)。这很重要，因为，按照巴迪欧的说法，这暗示着德勒兹错失了事件的多样性。这种简化不会过分否认存在着许多事件，但是会掩盖一个事实，即任何事件都具有内在的多样性以及事件的多样性无法化约为单一的本体论整体。如果巴迪欧是对的，那么这对德勒兹的哲学就具有严重的影响，因为它暗示他对事件的定义无法使之成为真正新的东西，这是由于任何新事件都不得不屈服于“一”的逻辑。它还暗示德勒兹的哲学不能在政治上思考真正的多样性和差异，因为一切多样性都永远被指向作为“一”的事件中那更高的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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