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存在任何一个叫作手机的固定的东西,或叫作牙买加人的固定的群体,确切地说,这本书将试图发现由于使用手机,牙买加人变成了什么,以及由于牙买加人的使用,手机变成了什么。
(2006:7)
手机装置也应该包括出现在别处的人、交际性通讯(比如纯粹为了交流的原因发短信以维系感情的桥梁)、公开地变成私人、理解、拥有一部昂贵的手机,和装置所做的事情:它如何形塑空间、如何改变行为、如何响动、如何吵闹、如何强烈表现情感。装置是对要素的特殊安排和组织,它们有属于自己的动静型式;请描述一个在人行道上打着手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走路和说话着的人吧。但是装置不只是环境,不只是时空的团块和手机-人行道-时刻,而是一片界域,它从环境中抽取出某些东西并把它拉进和其他环境的关系中。装置散开了,诸要素也就随之移动到了不同的关系和配置中(口袋中的手机,运动中的变化和与他周围那些人的关系)。然后手机响了,人又再次进入装置,同时进行解域化,但却采取了一种不同的方式。
抽象机器
尽管这些例子(考古发掘、临终的马和手机)已经相当地在地化和具体化了与之相伴随的是显得相对个人化的装置(我的装置、你的装置,等等)—但重要的是同时关注一台装置和大规模装置的特殊性和偶然性,以及诸装置穿越多元场所时的运作方式。“诸装置可能会把它们自己组织成一个构成‘文化’,甚至时代’的极端庞大的集合体”(ATP:406),德勒兹和加塔利说,而且他们以福柯论规训和监狱的这部著作(1977)为例。如果我们只关注一个具体事实,即监狱装置的规训功能,那我们就遗漏了更大的联系,即它和其他装置例如,教育体制、车间和医院,这里只举三个例子—之间的交叉联系(ATP:67)。德勒兹和加塔利给出了另外两个例子—战争机器和国家机器—作为两个更大规模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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