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政治既能激活，又能质疑这些政治的“基本范畴”，就此而言，它是一种更为灵巧、合适的工具，以便我们理解复杂的、不断变化的难题，例如文化多元主义、污染和性别暴力。正如保罗·帕顿(Paul Patton)所评论的那样，“离提出一个民主政治的替代方案还很远，而他们的微观政治概念丰富了我们对民主政治进程的理解”(2010:9)。
在这些问题当中，每一个问题都是那持续不断的、发人深思的、最基本的伦理一政治问题的变体，即“我如何活着？”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回答——存在着两种要从事或要实现的生活—似乎已经转到了那个较好的选项。一种致力于生命的微观结构中的内在可能性，另一种致力于宏观结构中的内在可能性。在一个语域中看似不可能的东西，可能会对另一个语域施加活跃的力量。艾萨克·斯特恩(Isaac Stem)——他是一位伟大的小提琴演奏家，死于2001年9月，享年80岁—说过，演奏音乐使他成为一个“永远的乐观主义者”(Kozinn 2001)。那种乐观主义并非来自对任何一首特定乐曲的圆满完成，相反，看起来近乎吊诡的是，它来自斯特恩经历的一生，这一生一直伴随着一种不可能性，即不可能复制每一场演出。斯特恩永远致力于“试验性结果”这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即从未被提前预定好的，而是每次必须要承担十足的风险的结果，这证明它不是厌倦和沮丧的源泉，而是某种特定的东西，让他永远相信下一次演奏的乐章会更好一点。他所秉持的是面向更好的状态(toward the better)的“信仰”，而不是对更好状态(in the better)的信仰⁵；这是一个方向和“欲望与现实的一种联系……[它]拥有革命的力量”(Foucault 1983：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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