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那种为他的方法所要求的时间结构：现实存在是同时作为当下和过去而被建构起来的；整个过去，它本身就被保存在一切的当下之中；而过去则从来不是当下，也从来不是未来，而未来也永远不会成为当下。
(Boundas 2006b: 401)
通过对这样一种当下的有价值的回应，我们可以根据德勒兹和加塔利对时间的解释，“回到事件中去，并在其中把某人的位置理解成一种生成，同时变老或变年轻”(N：170)。丹麦电影导演拉尔斯·冯·特里厄(Lars von Tricr)说过一句妙语：“好东西就是你永远不知道它会成为什么的那种东西，你只知道它是如何生成的”(Feinstein 2004：11)。这种对它如何生成的了解（coming toknow)，根本没有取消深入生活的实际介入(Guattari2000：8)。这样一种批判、介人的时刻(Foucault1994b)永远是当下的，介人结果的性质和当下通过人的公开的首创性而从事这种介入的性质互相纠缠。1当下的行动，当下的恰当回应涉及双重看法：“对预先存在的潜在质料之征兆的保守性解释与前瞻性解释；对独异性的实际应用和对新的主体化参照系的建构”(Guattari 2000：150)。
每一个时刻的展开都牵涉大量的损失，而且它的损失是极难估量的：可能性的损失这些可能性本身并没有被当下现实化；可能性的界域的损失—为了未来的存在，这些可能性被同一个当下取消了。虽然这种损失的现实—这种损失永远包含着当下不可避免，但微观政治的概念提醒我们，那些损失不是，也不必是相同的。有些损失比其他损失要更好。考虑一下这点：在《千高原》中德勒兹和加塔利写道，“问题……不在于女性的地位或那些身处底层的人们更好还是更糟，而在于引起那种地位的组织类型”(ATP：210，强调为作者所加)。这是一条令人惊讶的评论。它把行动和评价(政治或伦理罪责)的支点从行动的结果转移到了作为某种结果之基础的性质上，而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结果才有可能成为未来对特定情境的某种形式的解决方案，或者被创造出来。所以说，作为结果性(outcomcness)，某个事物或某种事物状态的价值存在于其生成的条件中。分子-生成的条件在质上不同于克分子-生成的条件。与当下相始终的那些损失—我们在其中行动和思考虽然不可避免，但它们可能会变得更少，也更少具有暴力性，并且刚好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让我们以微观政治的方式介入，继续使“首创性”的到来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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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关键概念(原书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