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挑衅
德勒兹写道，“伦理学要么毫无意义，要么，这就是它想说的：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并非没有价值—除此之外，它也没什么别的可说了”(LS：149)。那句话总是触动着我。价值大概只不过是存在于我的当下的那些“更好的损失”和“更少的暴力”的情感的共同作用(thc affective co-cefficicnt)之中。它是对即将移动和即将被移动的能力的一种记录。这种价值成全了一种至关重要的信任并让它发挥了效川，即“确信要有什么东西出现，虽然还不能完全确定它到底是什么”(R ajchman 2000：7)。
当我教学的时候，我使用了两个声区。这些声区并非同一键盘上的两个不同的八度：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乐器。一个是克分子，为女性研究所分配的问题：“实事求是地、充分地描述性骚扰对你的生活的影响方式”针对的就是它；另一个是分子，指向它的是对某种恰当回应的内爆(implosion)。前者问的是模式(patterms)，它们的产生以及对自身的再生产，倾向于和完全固定的事物或事物状态联系在一起，而这些事物或状态就被命名为“男人”、“女人”或“强奸”。稍微挖掘一下，整个级数(男人-女人-强奸)就可以被识别出来，它确实和令人忧虑的稳定性产生了共鸣，而且非常令人痛苦地遵循着第一个级数—克分子的“人”的级数—从而存在于许多的例子中。但是，当紫红色头发的女子怒气冲冲地离开我的办公室时，我认为这是由于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她和一种真正的音区的多元性—而非音区的贫乏性—产生了交感并为它所激动。
8 微观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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