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令人不寒而栗的性别模式迫使她面对所有侧翼（同学、导师、记忆），这就打破了那个单一叙事的专制，而正是这个叙事在她的思想中搭建了一个舒适的窝巢。当人们无法让自己去倾听那些讲给自己的无聊的、导致幽闭恐惧症的故事(包括那些来回循环的故事，如“做女人，就是做牺牲品！”，还有人再也不要成为牺牲品！)时，这种破裂儿乎总是凭借被激起的愤怒而产生。当通过这些垮掉的克分子范畴来工作时，才能够有效地抵抗这种对严格的二元性的重新组装：
如果我们思考一下那些庞大的二元性集合体，例如性别或阶级，那么很明显，它们也要进入具有另一种本质的分子装置当中……因为两种性别克分子组织]包含着多样的分子联合体，它们不仅发动了女人中的男人，也发动了男人中的女人，而且还发动了它们各自与动物、植物等之间的关系。
(ATP:213)
让学生们透过模糊不清的双光镜去写作和阅读不可能的、无法估量(但却可以表达的)个人经验，同时“要求”他们尝试对那些同样的语词作出恰当的回应，这项“任务”的目标恰恰就是把那些微小的节段呈现出来，激起他们的情感的外露，而我显然只是招致了一种具有高度局限性的二元差异(男人/女人)。“如果它们不回到克分子组织去重新安排它们的节段、它们对性别、阶级、党派的二元分布的话，那么，分子的逃逸和运动就什么也不是”(A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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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关键概念(原书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