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在罗斯·布拉依多蒂(Rosi Braidotti)、克莱尔·科尔布鲁克(Claire Colebrook)、莫利亚·纪登斯(Moria Gatens)、佩拉贾·古利马力(Pelagia Goulimari)、卡米拉·格里格尔斯(CamillaGriggers)、伊丽莎白·格罗斯（Elizabeth Grosz）、塔姆辛·洛兰(Tamsin Lorraine)、多萝西娅·奥尔科夫斯基(Dorothea Olkowski)和其他人的著作中，生成-女人却已经为女性主义思考和行动赋予了能量。例如，格罗斯(1994：174)认为无器官的身体为女性主义提供了一个不稳定的身体，一个反抗传统的等级制度、压迫和二元论，从而进入微观斗争(micro-struggle)、狂乱的微观特异性(micro-particularities in wild)、不可预知的轨迹和关系的身体。生成-女人从二元对立的性别构造中逃逸而出，通过“释放居于少数的性’的碎片或微粒(性再也不在那个统一的、被生殖器化的性别身体构造的层面上发挥作用了），释放那些破坏并渗入二元集合体的逃逸线”，创造了“千百种微小的性别”(Grosz1993：176)。这种版本的生成-女人必需对女性主义的重要意义和激进的未来作出至关重要的肯定。
要彻底发展德勒兹的观点，就要和各种地位已经确立的哲学家打交道—他们当中有些人是坚定的反德勒兹派—例如埃莱娜·西克苏(Hélèn Cixous)、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8、露丝·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和朱利安·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例如，有人对调解德勒兹和伊利格瑞的性的生成抱有持久的兴趣。尤其是，塔姆辛·洛兰(1999)利用伊利格瑞纠正了德勒兹一加塔利的生成女人思想中的大男子主义式的监督和利用；毕竟，她注意到，“生成-女人这一计划对于女人和男人来说将是极为另类的”，它就是伊利格瑞所说的那种可能性，即“能够持续地把流动的变化和其他事物一齐合并起来的、对女性主体的能动的刻画”(Lorraine 1999：186)。但是伊利格瑞—她自己的计划是超越男性主体性来思考性别特殊性，这一计划早就预示了女性主义理论—认为以男性特征为起点的逃逸线无法迎战性生活的物质事实，这使得有必要彻底地重新描绘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既要对它们各自进行描绘，也要把它们放在一起进行描绘”(Irigaray & Howie 2008：73-83)。"伊利格瑞认为，德勒兹的生成-女人概念“并不真正尊重女性为解放自己所做的努力”(Irigaray & Howie 2008：79)。
9 生成-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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