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德勒兹和加塔利来说，在对语言的少数使用中，形式和内容之间并无任何严格区分，因此在风格实验和政治批判之间亦没有任何显著差异。语言是一种行动模式，权力关系的持续施行，而所有语言要素—音位的、语素的、语法的和语义的—都通过话语实践卷人到了权力关系的生产之中。就此而言，语言的整个应用都直接而完全地具有政治性。居于少数的作家们从语言上解域了规定好的权力关系，因此，看起来就像是比如说—用语法进行的单纯的风格实验，实际上是从极为复杂的政治维度进行的语言实践。反之，看上去像是对语言的再现内容的解说比如，对儿子和父亲的相遇(犹如法官和被告的相遇)的表述—实际上是用语义学做的实验(在这种情况下，对“我是无辜的！”这句话的连续变化线的激活，大概已经超出了家庭和法庭的语境)。居于少数的作家们让语言口吃(stammmer)；它们用这样一种方式—即语言本身口吃了，好像语言那连续变化的虚拟的线通过新的和不可预见的联合体而被现实化了—使语言的有规律的型式变形、转换。在这个过程中，居于少数的作家们反抗并破坏着内在于语言的支配性的、强势的使用模式之中的那些权力关系。
少数文学是“少数人”的文学，但并不是就这个词通常的意义而言。多数人和少数人并不决定于单纯的数字。西方自种成年男性群体可能代表着世界人口的一个相对小的样本；但是，它们却作为多数而发挥作用，那些处于这一群体之外的人则是各种各样的少数群体的成员。少数也不是由固定的身份或特征定义的。相反，少数和多数是通过它们在权力关系中的位置，通过它们的功能而相互决定的，而不是通过对某些明确的特点的占有—无论是统计的、宗教的、伦理的、种族的还是生物的。少数文学试图颠覆占支配性的权力关系，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它倾向于支持少数人的斗争。但少数人写的所有作品并非都是少数文学，因为少数人可能会继续维持二元权力关系，如果他们自己不变成其他状态，不对那些决定了他们作为少数的地位的符码进行解域的话。反之，西方白种成年男性可能会创作少数文学，但只有当他们致力于一种摧毁他们特权地位的生成-他者(becoming-other)时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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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关键概念(原书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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