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持续的变化线是卡夫卡世界中的现实权力关系潜在发展的矢量，是有可能巩固和加强压迫性符码与实践，或者打开某些新事物的矢量。少数文学的第三个特征是：它让阐释的集体装置发出了声音—只有“在它们不是从外部强加的，并且仅仅作为即将来临的恶魔般的权力或即将被建构的革命力量而存在”(K：18)的时候。在《审判》中，卡夫卡揭示了“即将到来的集体”（comingcollectivity)诞生的潜在力量，但“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装置将会是什么：法西斯主义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或者所有这些都以一种最令人反感的或最残忍的方式联系起来？我们一无所知”(K：85)。卡夫卡的例子最终表明的是，尽管少数文学促进了一种即将到来的人民的创生，但它这么做不能依靠对乌托邦式社会秩序的描绘，而只能依靠充满风险地去煽动面前不可知的未来的运动。
在《卡夫卡》中，德勒兹和加塔利很大程度上把他们对少数文学的讨论限制在散文小说上，而在其他地方，德勒兹表明少数的观念也可以通过某些方式扩展到戏剧和电影。在《一个更少宣言》(ne Less Manifesto)这篇讨论同时期的意大利剧作家卡尔梅洛·贝内(CarmeloBene)的长文中，德勒兹通过分析贝内的《理查三世》(RidhardⅢ)—这是一出对莎士比亚历史剧的改编，其中，人物线条是莎十比亚的(经过了一点意大利式的改造），但他们的行动却是新的—勾勒了少数文学的特点(Deleuzc1993b)。贝内删去了莎士比亚的一半台词和除了理查外的所有男性角色，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搅乱了莎士比亚关于国家权力的情节并揭示了一个理查迷恋戏中女人的潜在故事。随着理查和女性角色述说莎上比亚的线索，女人们致力于各种引诱人的行动，而理查把各种假肢捆绑在他的身体上，在逐渐变得奇怪的运动中蹒跚而行。在德勒兹的分析中，这种行动是对理查生成-女人的舞台表现，是理查远离—不是通过模仿女人，而是通过与女人互动而变成异常的、非人的“他者”，通过跨越男女两性之极而远离—其官方国家身份的过程。但是除了修改、改变莎士比亚的台词之外，贝内还设置了各式各样的不平衡的戏剧成分，指导他的演员们用陌生的方式去变化他们的声调、手势和运动，利用电子作用改变舞台声音，把戏剧服装投入非传统的使用，把道具和布景安排在那些妨碍演员、阻挠观众理解行动的配置中。就像一般意义上的少数文学一样，贝内的少数戏剧通过破坏(政治的、社会的、性别的等)权力关系而对它们进行了批判，而且通过一个生成-他者的过程打开了新的可能性。然而，少数文学最值得注意的是，它不仅用语言来做实验，而且用戏剧的所有维度—嗓音、手势、运动、声响、服装、装置和舞台—来做实验，这类实验突出了语言和行动之间难分雄解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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