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宪权的本体论：《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计划
当《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第一卷，即《反俄狄浦斯》(1972)出版之时，法国至少已经出现了一种知识和政治的环境，它为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中阐发的本体论框架以及这一计划的第二卷，即《千高原》(1980)的诞生提供了可能的条件。"
在(法国)哲学中，流行的结构主义和现象学范式已经在1960年代末之前走到了尽头，成了强弩之末。现象学从未真正成功地把它自身和笛卡尔的主体性及自我意识的模式分离开，而且，甚至海德格尔、后期的胡塞尔、梅洛-庞蒂和萨特(这里提到的只是卷入到这一事业中的那些更为知名的人物)显然也不能解决或消除先验主体论(transcendental subjectivism)的难题，此时，人们逐渐察觉到，现象学范式已经在撞击这座与它对等的、众所周知的冰山了。结构主义可以绕过这条困扰着笛卡尔式主体论的死胡同，但它对索绪尔语言概念的依赖要求它把语言符码假定为某种自足的先验实体；符码必须从一开始就被假定为决定意义的一个条件。当符码作为先验原则无法起作用这一事实变得显而易见时—这是因为它有效地化约了一切表述意义的媒介(对于结构主义来说，图像是一个特殊的难题，因为图像的许多特性无法通过一种以表述为基础的模式得到解释)—结构主义范式就陷入了无用的状态。
同时，人们发现源于精神分析的主体概念也是成问题的。弗洛伊德和他亲密的追随者们把力比多的驱力(libidinal drives)视为某种如果要维护“文明”就必须使之被遏制或宣泄的东西(在此，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1930]是一个经典文本），而且，尽管弗洛伊德的一些追随者们确实在寻找理解力比多强度的可供替代的元心理学架构，但那些极度偏离了弗洛伊德原创的元心理学法则的人不久就遭到了官方的弗洛伊德当权者的谴责。在这些“离经叛道者”当中，最重要的人是威廉·赖希(WilhelmReich)”，他对力比多驱力之“自由”的召唤给予了《反俄狄浦斯》以强烈的影响—尽管必须承认，《反俄狄浦斯》只是那些试图找到一个更宽泛的力比多驱力概念的众多法文著作之——它经常涉及对弗洛伊德的“多型性倒错”（polymorphousperversity)这个概念的一种延伸，但和这个概念的原形几乎具有根本的不同。在法国，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再现了一种形势，其中，各种各样后弗洛伊德主义或新弗洛伊德主义被整合到一场联系松散的运动中，《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计划就是这个形势的一部分，至少，它针对弗洛伊德主义而展开的活跃的论争处于被关注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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