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能够使《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计划(及其政治实践27的本体论)诞生的形势而言，同样重要的是与人们熟知的“1968年5 月事件”相连的社会与政治的情感集合体(social and politicalconstellation)。万隆方案（Bandung Project）在1955年开始实行后不久就逐渐偃旗息鼓这件事对于那一时期(1950年中期一1960年代末)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来说一样重要；随着万隆方案的崩溃，使不结盟的第三世界成为积蓄解放潜力之地的一切希望都消失了。在政治生活中，战后的戴高乐主义”的机构垄断已经把法国版本的“代议制民主”推入了一种渐进的但似乎无法变革的僵化状态，劳资双方之间的战后妥协—这被视为战后光荣三十年(lestrcntc glorieuses)的基础—也开始崩解(正如在西方世界的其他发达工业国家一样)。这些发展共同标志着资本主义发展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转变，正如法国所表现的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形式变成了那种在今天正当其时的全球一体化的资本主义分配体制。这一独特的变迁体现在大量的记录当中：新的劳动主体的诞生；新的积累结构的创造；新的价值轴线的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的改革，压迫与斗争的新形式的可见性等。德勒兹和加塔利讨论了这些发展以及其他与之相平行的发展，来表明对于一种新的政治实践本体论和制宪权的需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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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关键概念(原书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