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小小的脚注和《欲望与愉悦》中的札记里，德勒兹和加塔利提出了两个与福柯的重要差异。首先，对于他们而言，装置在成为权力装置（asscmblages of powcr）之前，首先是欲望装置(asserblages of desire) 。
如果我和加塔利谈论欲望-装置，那么我不确定这个微观系统可以用权力这个术语来描述。就我而言，欲望装置标志着一个事实，即欲望永远不是一种“自然的”决定，也不是一种“自发的”决定……权力系统是装置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权力系统从不促发什么，也不构成什么，相反却是欲望装置根据其维度遍布于权力的构造当中。
(Deleuze 1997a)
权力是装置的一层维度；权力是作为即将形成的构造(coming-to-formation)和沉淀物(sediments)而抵达的，它在装置暂时的休息中跟上前来。权力就像皮肤或社会表面上的凝固物(coagulation)或瘢痂(scabbing)，而不是内在的断裂、欲望的流和运动。
这个视角把我们引向一个推论：在任何一项对社会领域—这个领域把这些各种各样的装置通过它们的话语性要素和非话语性要素联结在一起—的批判性分析中，“逃逸线……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它们并非“装置中的抵抗或反击现象，而是创造与解域化的锋刃(the cutting edges of creation and deterritorialization)”(ATP：531)。社会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它同时向四处逃逸：“社会的第一个既定事实就是一切都逃逸”(Deleuze1997a)。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看来，任何一个聚焦于权力的批判性话语都会以一种近乎不在场的方式，让人从抵抗行动—正是在这一场所与位置上，产生了人们彼此联系，互相结合的经验—中回想起那在场的、过于整齐的姿态，福柯本人甚至也在他的《主体和权力》(TheSubject and Power,2000)一文中敢于尝试避免这种状态。反抗儿乎不可避免地沦落为一种“应激性”作用，就像阻塞和/或抵触，此外，这样一个概念加速了对权力可能性的浪漫的人格化。因此，德勒兹拒绝为“边缘群体”的计划或宣言毫无怀疑地摇旗呐喊(D：139):这是他与福柯真正不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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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关键概念(原书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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