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他们采用不同的方式，避免了被过于轻易地划归到他们那个时代的两大知识潮流：现象学（phenomcnology）和弗洛伊德式马克思主义(Freudo-Marxism)(或者说，在许多方面是“拉康式阿尔都塞主义”[Lacanian-Althusserism]），在1981年的访谈中，福柯(1991:31)说在他自已的觉醒和逃离过程中，有一连串关键性人物，先是布朗肖，然后是巴塔耶，再然后是尼采，而在两年后的另一次访谈中(1996：351)，他说他看到，对于德勒兹而言，先是休谟，然后才是尼采(尽管福柯或许应该至少加上柏格森和斯宾诺莎)。在他们的整个职业生涯中，福柯和德勒兹二人都明显受到布朗肖、尼采和斯宾诺莎著作的影响。但是，更响亮的名字却是那些并不特别适合纳入别人旅行安排中的人物：例如，巴塔耶之于德勒兹，或休谟之于福柯。考虑一下福柯是如何处理这些主题的吧，这些主题经常在“真理”的附近逡巡流动：违法与暴力、知识和权力之间错综复杂又形如毛细血管一般的联系，以及有限经验(limit-experiece)的伦理-美学。同时，德勒兹则对那些与情动和激情联系更为紧密的东西保持着兴趣：断裂、欲望之流和装置、力的语用学、习惯和界域持续不断的铰接(hingings)和脱铰(unhingings)。
当德勒兹意识到与福柯的某些根本性差异时，他依旧是通过让这些差异更具生产性，从而获得了这样的意识：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通过斯宾诺莎的情动和伦理学。在从1977年开始写作，但直到1994年才以法文发表的一系列题为“欲望与愉悦”的简要札记中(写作目的是与福柯进行私人传递），德勒兹勾勒了儿个他与福柯彼此一致的观点，更具启发性的，是那些相对稀少但意义重大的使他们产生分歧的观点。这篇文章还提供了一些有用的详细阐释，它涉及的是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千高原》中关于福柯的一个细小但重要的尾注(ATP：530-31,注释39)。
14 从情状到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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