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临床医学的文化反响往往在症状学领域中产生最为强烈的共振。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现了源自“压力”的疾病，其中，紊乱不仅是由敌对力量产生的，也是由不甚明确的防御性反应引起的，要么狂暴肆虐，要么精疲力竭。战后，医学杂志中都在讨论现代社会的压力，讨论组织各种有关压力的疾病的新方法。最近已经发现了“自我免疫性”疾病，其中，防御机制再也无法识别它们所要保护的器官的细胞了，或者说，外在力量使得这些细胞不可能与其他细胞区别开来。德勒兹认为，艾滋病就存在于压力和自我免疫性这两极之间的某个地方(参见N：132-3)。不难看出，疾病的这些新“样式”(这些疾病有携带者却没有罹患者，有形象却没有症状)如何被终止了在全球政治与战略舞台上的反映，在这些地方，战争的危险被视为不仅出自潜在的外来侵略者(作为“不明”敌人的恐怖分子），也出自失控的或崩溃的防御系统。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以类似的倾向分析了试图包围疾病—比如肺结核(“消耗性疾病”)、癌症以及最新的艾滋病的症状学神话(参见 Sontag 1978,2001)。
德勒兹的“批评与临床”计划背后隐藏的第一个思想就是：作家和艺术家就像大夫和临床医生一样，本身就可以被视为深邃的症状学家。施虐(sadism)和受虐(masochism)显然不是和帕金森症或阿尔茨海默症一样的疾病。如果说克拉夫特-埃宾(Krafft-Ebing)1869年(在一项于其 1889年的《性心理疾病》[Psychopathia Sexualis]中达到顶峰的工作中)能够利用马佐赫的名字去命名一种基本的性变态，那并非因为马佐赫作为一个病人“染上了”这种病，而是因为他的文学作品分离出了一种特殊的存在方式，阐明了它的一种新的症状学，使得这份契约成了它的首要符号。当弗洛伊德创造“俄狄浦斯情结”(Oedipal complex)或当他讨论哈姆雷特的时候，他会以同样的方式使用索福克勒斯或莎士比亚的名字。德勒兹写道，“从弗洛伊德的天赋这个角度来看，并非是情结向我们提供了关于俄狄浦斯或哈姆雷特的信息，而是俄狄浦斯和哈姆雷特向我们提供了关于情结的信息”(LS：237)。正如德勒兹所解释的：
16 批评，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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