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病人相比，作家——如果他们是伟大作家的话—更像是医生。我们的意思是说，他们本身就是令人震惊的诊疗家或症状学家。总会有大量的艺术，被卷入对症状的组织或某个图表[tableau]结构之中，在那里，某个特定症状与另一个症状彼此分离，却又与第三个症状并置在一起，并且形成了一种关于紊乱或疾病的新形象。更新症状学图景的临床医生创作了一件艺术作品；反之，艺术家也是临床医生，既无关于他们本身的病例，也无关于一般意义上的病例；相反，他们是文明(civilization)的临床医生。
(LS:237,译文有改动)
德勒兹在某一点上极为深入，以至于表明，艺术家和作家经常可以比大夫和临床医生在症状学中前进得更远，而这恰恰是因为他们并不怎么关心原因”(DI：133)。毫无疑问，这解释了在他们讨论精神分裂的著作中，德勒兹和加塔利为什么频繁地求助于文学名流而非临床医生的著作。“我们已经因为过度引用文学作者而受到了批评”，他们评论说。“但是，劳伦斯、米勒、凯鲁亚克、巴勒斯、阿尔托和贝克特比精神病学家和精神分析帅更懂得精神分裂，这是我们的错吗？”(ATP：4)。
人们很容易看到，德勒兹对文学的理解和对作家与艺术家的“精神分析”式解释几乎完全相反，这种解释一般倾向于把作者当成真实的(或者至少是可能的)病人，其作品要是退一步，就被视为他们那无法化解的冲突的“解决”；要进一步，就被视为那些冲突的“升华”。艺术家被当作临床病例，似乎他们本身就是病人，批评家们在他们的作品中寻找的就是神经症的征兆，好像这就是他们作品的秘密和隐藏的核心。在这类情况中，没必要对艺术作品“运用”精神分析，因为作品本身就被看作构成了一次成功的精神分析，它要么是一种解决，要么是一种升华。“重要的是作家本人作为一个创造者给临床心理学增添了什么，但作家却太过频繁地被认为不过就是给临床心理学增加了一个病例”(DI：133)。问题部分在于，精神分析的解释经常被束缚在一个“病原学的”文学概念上：“对于所有人本身而言，在他们心中似乎都有一本书，这仅仅是由于他们有一份特定的工作，或一个家庭，甚至病弱的父(母)亲，粗鲁的老板……所有人都遗忘的是，文学牵涉一种特殊的探索和努力，一种特殊的创造性目的，它只能通过文学本身来追求”(N：130)。或者，正如布朗肖指出的，文学只存在于第三者的条件下，这个第三者剥夺了我们说“我”(中性的)的权力(1993:3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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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关键概念(原书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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