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俄狄浦斯》因此给德勒兹的“批评与临床”计划这个概念213 增加了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组成部分，即一种高级的症状学方法，它不仅包括了(i)适当的名称的功能和(ii)名称所显示的症状与符号的装置或多样性，也包括了(ii)每一类多样性中内在的变化或“逃逸线”，它解释了新发现与新创造的可能性：“一个过程而非一个目的”(AO：133)。
就像德勒兹和加塔利通过症状学方法对生命的这种直接介入一样，德勒兹对文学的理解既非文本性的，也非历史性的，而是“活力论的”(vitalist)，而且本身就以“生命”原则为依据(尼采、柏格森)。在文学作品中，永远存在一个评价生命可能性的问题。但这也意味着德勒兹的文学分析相当具有伦理学性，因为在德勒兹的思想中，正是生命本身作为伦理学原则发挥着作用，绝非偶然的是，福柯在他给美国版《反俄狄浦斯》写的序言中称它是“一本伦理学著作”(1983：xiii)。德勒兹在道德(morality)和伦理(ethics)之间反复进行严格区分。他使用“道德”这个术语来定义一般意义上的任何一套“约束性”规则—比如道德的符码—它是由对行动和意图的判断构成的(“这个是善，那个是恶”），判断的方式就是把它们和先验的或普遍的价值联系起来。相反，他所说的“伦理”是一系列“非强制性”[facultative]规则，它对我们所做、所说和所思也加以评判，但根据的是内在的生存模式或它所隐含的生命可能性。人们这样说或做，但却那样想或感觉：它隐含着什么存在模式呢？这就是德勒兹所看到的斯宾诺莎和尼采之间的联系，他永远把他们认作自己的哲学前辈。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认为，有些事是人们不能做或者想的，除非在虚弱或被奴役的条件下，除非人们心怀对生命的仇恨和怨怼；其他的有些事也是人们不能做或者想的，除非在强壮、神圣或自由的条件下，除非人们对生命加以肯定。内在的伦理区分(好一坏)以此方式代替了先验的道德对立(善一恶)。“超越善与恶”，德勒兹写道，“至少并不意味着‘超越好与坏'”(1968:491)。“坏的”和病态的生命就是一种被耗干的、堕落的存在模式，它从其病态角度评判生命，以“更高”价值的名义贬低生命。相反，“好的”和健康的生命是一种洋溢的、昂扬的存在模式，一种能够根据它所遇到的力量而调整自身的生命模式，它总是增加生命力，总是打开新的生命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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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关键概念(原书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