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
这些问题的出现关乎数不清的哲学家，朋友，同样还有敌人，但是在这一大堆混杂的集合体中，德勒兹一直保持着对尼采那充满激情，毫不动摇而且无可比拟的忠诚。即便就他和斯宾诺莎—他把斯宾诺莎当作“方程式”的另外半边，正是这个方程式划分了他的早期作品—的关系而言，德勒兹似乎也已经在尼采那里找到了那个他可以与之构想自己的哲学的朋友。凡是在斯宾诺莎要求德勒兹“根据哲学史的标准”(D：15)从事最传统的学术工作的地方，德勒兹都说尼采要求采用一种做(doing)哲学的新方式。”他正是从尼采那里学会了以矛盾的方式来“为自己说话”(N：6)。
1962年的《尼采和哲学》典型地代表了德勒兹开始了他追随尼采的学徒期，但是这本书的意义也在于它打破了一个间断期，德勒兹在这个间断期中没有发表过任何东西。“如果你想把著述-生平的原则用在我身上”，他说，“我承认我的处女作[1953年的论休谟的著作]写得相当早，后来的八年我只字未动”(N：138)。但是，这位年轻的哲学家似乎已经在从事某种构思，估量他所期待的学术视野并幻想着一种逃逸的途径。这就解释了尼采一开始对德勒兹的吸引力，尼采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远离那唬人的传统的深沟壕堑。正如皮埃尔·布迪厄曾经表明的，也正如我们此处所证实的，没有什么比他在特定学术传统中的争议性地位更能让尼采成为年轻一代法国哲学家“易于接受的哲学教父”(1990：xxiv)，尤其是德勒兹，他发现这个传统太令人窒息了。“正是尼采把我从所有这一切中拽了出来”，德勒兹解释说，因为尼采“给予你一种反常的品位，当然，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不曾给予过这样一种品位，即各人以自己的方式[en son proper nom]说出简单的东西，靠着情动、强度、经验、实验来讲话”(N：6)。1
308
德勒兹：关键概念(原书第2版)
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