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马克思和考古学家柴尔德(Childe)²认同下列观点：古代帝制国家对农业公社进行超编码(overcode)，它至少要以这些公社的生产力的某种程度的发展为前提，因为它必须要有能够建立国家储备、养活专门的手工业者阶级(冶金业)并逐步产生公共功能的一种潜在剩余。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把古代国家和某种[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原因。
(ATP: 428)²3
在一切剩余价值能够被资本实现之前，就存在着政治，也即存在着力，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计划中所构建的、以斯宾诺莎和尼采为基础的力的谱系学(尽管休谟和柏格森也是这一谱系中的著名人物)是重要且不可避免的。
虽然对于德勒兹和加塔利来说，资本主义是一系列广泛运行的巨型机器(apparatuses)，它对一切可以获得的积累空间进行转码，但它的功能却不仅仅归功于组织结构层面上的力的运作。制宪权的本体论对力或力量的概念化，也并不只是着眼于它在制造或巩固一个全球范围的积累体制时所起到的作用。这种概念化的方式还包括两个相互补充的方面：一方面，是这种力量使各种集体的主体性形式得以同时产生和巩固的那些方式；另一方面，是这些形式使资本主义塑造主体性(用德勒兹的话说就是一种“社会形态学”[social morphology][N：158])——这一类主体性是集体运转(collective functioning)所需要的——的手段成为可能的那些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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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关键概念(原书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