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早年对他的知识计划的独特定义既揭示出他的谦逊，也揭示出他的机敏，这体现在他1973年致米歇尔·克雷索勒(Michel Cressole)的信中：
我属于差不多已经被哲学史谋害了的最后一代人。哲学史在哲学中扮演着一种显然是压迫者的角色……我这一代人中的许多成员从未挣脱这种状况；而其他人则通过发明他们自己独有的方法和新法则、新途径做到了这一点。我自己“做”哲学史很长时间了，阅读了有关这个或那个作者的书籍。但我却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使自己得到了补偿。
(N:5-6)
他的新途径就是去看那些被他判定为挑战了理性传统的人物，特别是休谟、卢克莱修、尼采和斯宾诺莎，还有康德—德勒兹把他当成一个“敌人”(cncmy)，但是他的著作却需要一种洞察和理解的努力。根据他对这一计划的追忆，德勒兹必须采取一种特别严格的生存战略：
我认为我当时应对它的主要方式是把哲学史视为一种鸡奸(enculage)或者圣洁的观念(它们都是一回事儿)。我设想自己从某个作者身后占有他的肉体，并且使他生下一个成为其后代的孩子，而这个孩子却是畸形的。使之成为他自己的孩子，这至关重要，因为这个作者实际上必须说出我让他说的一切。而这个孩子也注定是畸形的，因为这是各种转换、滑脱、断裂和潜藏的散逸的结果，而我真的很享受这些东西。
(N:6)
4 在与这种“做”哲学史的形象相符合的作者当中，德勒兹在他1962年的著作中引用了尼采，在他1966年的著作中引用了柏格森。德勒兹坚持认为，尤其是尼采，“把我从所有这一切中解救了出来”，因为尼采“洞悉你身后的一切”，同时赋予了德勒兹“一种用[他]自己的方式言说简单事物的倔强的趣味，一种通过情感、强度、经验、实验去说话的趣味”(N：6)。通过尼采，德勒兹把自己向着“在[诸个体]中随处可见的多样性和奔涌在他们当中的强度”敞开了，也就是说，这是一种非个性化(depersonalization)，“它和哲学史影响下的那种非个性化完全相反”；这是一种通过爱(love)，而非通过征服(subjection)形成的非个性化”(N：6-7)。这种向着非个性化和爱的敞开在1960年代末把德勒兹引向了两个计划，即《差异与重复》(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和《意义的逻辑》(The Logic ofSeruse)，人们还可以加上他论斯宾诺莎的第一本书。虽然这些书仍然充满了“学究气”，但对于德勒兹而言，这却是“一种想撼动、转移我内在的某些东西，并且把写作当作一种流(flow)而非一种代码的尝试”(N：7)。德勒兹认为，这种阅读模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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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关键概念(原书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