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价值理论研究
工人在量上的配额，那么我们要说劳动社会等同化的基础是劳动的这些属性，它们是在生理的意义上而非物质技术的意义上形成的。但是这不会改变问题。在两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两种劳动耗费的社会等同化活动是在那些外在于等同化活动的特性的基础上实现的。但是由此并不能在任何意义上得出，建立在生理等同性基础之上的两种劳动耗费的社会等同性是和它们的生理等同性同一的。虽然我们假设社会劳动的两个量（20个小时社会劳动和10个小时社会劳动）的数量表达和生理力量的两个量（20个生理力量单位和10个生理力量单位）的数量表达完全一致，但是在社会劳动的性质和生理力量的耗费之间，在劳动的社会等同化和它的生理等同性之间仍然有本质区别。在这样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即社会等同化不是由一种而是由所有因素调节，而这些因素又是从物质技术方面或生理方面塑造劳动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意义上的等同劳动不仅在量上不同于生理上的等同劳动，而且第一种劳动的量的规定性只有作为劳动社会等同化的结果才能得到解释。劳动社会等同化发生在生产过程之中，不分析这种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社会劳动的质和量的性质就无法理解。
这正是发生在商品经济中的情况。两个抽象劳动量的相等意味着它们作为社会劳动的构成部分是相等的——这种相等只有在劳动的社会等同化过程中通过劳动产品的等同化才能建立起来。于是我们确信，在商品经济中，两种劳动耗费的社会等同性或它们在抽象劳动形式中的等同性是通过交换过程建立起来的。但是这不能阻止我们查明一系列量上的因素，它们在物质技术和生理方面把劳动区别出来，它们发生在交换活动之前并且独立于交换活动，影响抽象劳动量的规定性。在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有：（1）劳动耗费的长度，或者说劳动时间量；（2)劳动强度；（3）劳动技能；（4)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我们简要地考察一下这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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