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肯定性生命政治需要在免疫逻辑基础上展开对生命的重塑。埃斯波西托认为，在现代政治社会中，想要逃离生命政治固有的死亡政治学倾向，积极寻找生命政治的保护生命的免疫逻辑，就需要对生命重新进行哲学思考。他把法国著名生物学家、哲学家康吉莱姆(GeorgesCanguilhem)有关生命科学哲学的批判性反思作为肯定性生命政治的起点，认为康吉莱姆试图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探讨生命概念，避免了传统生命哲学的局限性与狭隘性。从生命政治视域来看，康吉莱姆是对“免疫范畴的最大化解构，开启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生命政治词汇”①，赋予生命一种创新意义的诉求。“假如说纳粹主义剥夺了生命的所有形式，使生命变成了一种赤裸的物质性存在，康吉莱姆则重新把所有的生命与其形式结合起来，组建生命的是那些独特而又不可重复的东西。”②
对生命哲学的研究并不是崭新的话题，它在德国的哲学背景中早已存在。埃斯波西托号召重新回到对生命起源的最深处，回到传统哲学的话语范畴之中，并不是要延续之前哲学家的思想，而是要在生命概念的范畴中寻找肯定性生命政治的可能性。例如，德勒兹对纯粹内在性生命的探讨，“使规范成为生命的内在冲动”①，这也是对纳粹免疫装置生命绝对规范化的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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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Roberto Esposito, Bios: Biopolitics and Philosophy, transla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Timothy Campbell,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8, p. 191.
② Ibid. , p. 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