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理论困境与逻辑瓶颈。
可以看出，这些批评者不是在否定福柯对权力、知识、主体思想的表达，而是对以此建构起来的生命政治学理论提出质疑。无论是批判、赞成还是中立，讨论这些其实没有任何意义，毕竟这只是一种理论表达。重要的是，要深入思考与辨析福柯开创的生命政治学理论在实践领域与理论领域能否带来新的价值与意义，能否为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提供可参考的启发性的、警醒性的或革命性的实践与理论工具。目前涌现了很多对生命政治学理论感兴趣的理论家，如哈拉维、维尔诺(PaoloVirno)、拉比诺(PaulRainbow)、罗斯(Nikolas Rose)、斯蒂格勒(BernardStiegler)等，生命政治术语成为颇受欢迎的研究对象，但是，大多数理论家们都倾向于立足福柯所论及的生命政治主题而转向自身理论的构建，之前所谈及的奈格里、哈特与埃斯波西托即其典型代表。对于这一系列有关生命政治主题的讨论，我们需要用敏锐的眼光、清醒的头脑去辨识让人眼花缭乱的理论群而不是迷失在各种理论诱惑中。
从生命政治领域的无限拓展与渗透来看，福柯开创的生命政治学理论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得到了广泛应用。福柯把“人的生物性生命”拉回现代性的讨论话语之中，引发了诸多理论家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理论背景出发来描绘人以何种方式存在以及处于何种生存情境中。例如，坎贝尔与塞茨立足于当前世界各个领域的复杂状况经济危机、人口爆炸、恐怖主义、环境污染、资源短缺、贫富差距、宗教冲突等，针对基本医疗、社会保障、堕胎权利、粮食供应、种族歧视等局部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认为生命政治思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生命政治研究不是一种纯粹的理论构想，而是一种对困境的表达，即我们正在遭遇的国际、国内危机困境。这就出现了“生命政治的转向”。“以福柯为灵感讨论生命与政治关系的研究不断扩散。这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一系列新词涌入该领域。除了生物伦理学、生物技术、生命权力、生物历史以bio开头的术语——早在生命政治转向之前就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存在之外，现在，学者尤其建议研究生物文化、生物媒体、生物合法性、生物艺术、生物资本、生物劳动、生物科学、生物恐惧、生物经济学、生物信息、生物价值、生物欲望、生物计算、生物神学、生物社会、生物中心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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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