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来看，在面临如此复杂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现象时，我们不能把生命政治主题局限在政治、法律、医学、技术等基本领域，而是要将其拓展至人类学、地理学、数字媒体、艺术研究、文学、神学、建筑学、环境保护等领域。以建筑学为例，福柯在著作中论述过，“圆形监狱”是从建筑构造的角度来监视囚犯的行为举止，记录他们的日常生活表现的。这种建筑既节省了人力资本，又十分有效地达到了监视囚犯的效果。从福柯生命政治学理论轨迹来看，他认为生命政治干涉的领域，除了在整体层次上对人口要素进行调节以及为弱势群体建立社会救济机构与保障制度外，还应该考虑城市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问题。但是，他基本没有从生命政治角度审视建筑学与城市规划、城市空间布展问题。第一个把生命政治与现代建筑结合起来考量的是瑞典的沃伦斯坦。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建筑的现代性是与对生命的控制和管理以及主体的生产交织在一起的。这个特殊的场所就是医院。医院变成了一个实验室’。这里测试新思想，然后再将其扩展到整个城市空间。”①18世纪以前的医院更像是以一种救助穷人的形象出现的济贫机构，之后医院逐渐引入大量的医学知识与技术，随之而来的就是权力关系形式的渗透。沃伦斯坦在这里主要强调的是，现代医学管理病人的方式弥漫着福柯所说的规训权力的痕迹。他附上了现代医院建筑发展的图片来展现医院的布局与设计如何使病人付出最少的代价而得到最好的治疗。
第一章 生命政治范式问题域的理论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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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imothy Campbell and Adam Sitze, Biopolitics: A Reader,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2013, pp. 4-5.